迷失的国术：边缘化生存 抢救国术

　　紫藤架下，姚承光稳扎马步，与一名胳腮胡子来回几番推拿之后，只见他劲贯右掌，迎胸挥出，说一声“去”，对方霎时被击出，踉跄倒退数步方止。

　　这是北京一个周末的早晨，“意拳”第三代传人姚承光领着一帮弟子在东直门内南馆公园练功。过去的14年间，南馆公园一直是他们“专属”的练功场地。这是姚承光为他一手创办的“宗勋武馆”找到的唯一一个不需付钱的练习场地。

　　天气不好的时候，他们会在朝阳门内南小街北竹杆胡同的一所住宅里练功，那是武馆的本部――一个面积不超过70平方米的两居地下室。房间里摆着架子床，挂着沙袋，长住着几个全日制弟子。只有不到20平方米的客厅可以用来站桩和格斗演习。这个武术世家，全然不像外人所想象的那样高堂敞宇。

　　武术变“舞术”

　　“我们走在自生自灭的道路上，需要自谋出路。”姚承光说。他自幼习武，父亲姚宗勋是中国现代拳学界的大师级人物，民国年间曾追随当时的武术名流、“意拳”创始人王芗斋修习拳术。14年前，姚承光决心继承父亲的衣钵，在北京开设武馆。他用已故父亲的名字命名自己的武馆。

　　一开始就很艰苦。姚承光那时还是北京电车公司的一名售票员，白天忙工作，晚上收工之后传习拳术。当学员数量有所增加，姚承光决定以授拳为业。他辞去电车公司的工作，并腾出了北竹杆胡同自家那套地下两居室，作为授拳的固定场所。直到现在，一家人还在外面租房子住。

　　开武馆有两个目的：一者要传承祖业。为此他收了几个较为中意的入门弟子，这些人统统都是给他磕过头、敬过茶的，叫他师父；二者要发扬意拳。为此他是广收学员，来者不拒，收费教学，学学停停，兴尽即散，叫他师傅。

　　如今看来，传承祖业的目的，姚承光差不多已经达成，起码能够保证不会后继乏人；至于发扬拳术，可能还差着好几截呢。20年来，虽然他也一直不停研习揣摩，授艺授出了国门，但起色不大，穷一己之力，只能算是小打小闹，做不成气候。

　　传统武术流派目前大都面临这样的窘境，在小圈子里，只能保证血脉不断，放大了来看，姚承光们所谓的“国之瑰宝”，只在民间一片小天地里演绎，没有市场，迈不开步。

　　“有什么办法呢？”贾兴安说，“我们只能人尽其力。”

　　贾兴安也是个传统武人，他的祖父是形意拳名家，1949年在北京开办“兴武国术社”，“文革”期间关停，这一停就是半个世纪。2006年，兴武社复社，贾兴安出任社长。

　　与姚承光相比，贾兴安的处境更坏些。只持有相应的批准文件，却没有固定办事地点。3年以来只招到50多个学员。一个简单姿势就需要练上几个月，极容易令年轻人崩溃，一些人坚持不下来，中途就跑掉了。

　　“这得坚持，又不是两三天就成的事儿。”贾兴安说。

　　他身边现在也有那么两三个弟子，跟着他已有3年之久，后来成了兴武社的骨干。

　　他自己清楚，需要改变策略来稳住阵地。针对那些浮躁的学员，他缩短了基本功的练习时间，然后尽快让他们进入实战技击阶段，这样才能捕住他们那贪功冒进之心。

　　不过总体来看，他和他的同行一样，一直是在惨淡经营。这可能是客观环境使然，他们也许再也难以赢回那个曾经属于他们的时代。

　　遥忆民国时期，北京等大城市里国术馆林立，定期不定期都会有很多国术比赛，公开对擂，武风蔚为壮观。民国之后的一轮“去武化”思潮，令热潮不再。

　　武术通常包含两类特质，一是练，一为养。练即实战技击，养即修身养性。所谓“去武化”，即将武术之中的“擒拿格斗”成分尽数剔除，转而单独张扬修身养性功用。建国之后一段时期即是如此。“文革”时则出现所有武术社团被清扫殆尽的现象。

　　眼下，中国武术界的“去武化”迹象依然明显。通常可见用于表演和健身的一类套路化、架子化动作即是如此。而这也正是目前官方致力于投入和培育的，但却遭到传统武术人的嘲笑，他们管这叫“花拳绣腿”。

　　“花拳绣腿”的把式愣是被扶持成为中国武术的代表，由此导致传统武术的压抑和发育不良。由于不受重视，无人整理、发掘与改良，随着时代推移，传统武术日益显现出保守、陈旧以及低端化的一面。尽管姚承光等资深武人一致强调，武术是一种文化，但人们往往容易自“传统武术”的字面意义上读出使枪弄棒的不合时宜。

　　“我们丢掉了很多精髓”，姚承光说，武术很可能最终要被叫成“舞术”。

　　作为一个被“花拳绣腿”明显压抑着的武人，姚承光很明白，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传统武术圈与整体社会的发展是脱节的。“我注意到，文化层次高的群体，特别是一些城市白领，非常注重环境。有没有空调？能不能洗澡？要有水喝、有停车位。这些条件我们实在难以达到。”

　　不合法的综合搏击？

　　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传统武术当前这种乏人问津、士气萧条的局面？

　　“武术应在学校体系之内全面推广，成为学生的必修课。”姚承光说，政府必须支持传统武术这样做，中国的学生数以千万计，这会是弘扬传统武术的一个广泛基础。

　　事实上，目前一些学校的确是这样做的。在一些高等院校的体育课程表之中，能够找到传统武术如太极拳的身影。但是，这类学院之内的武术，仍是舞蹈化和套路化的东西。

　　“一定要有技击”，贾兴安说。技击是武术最为吸引人的地方。但若要借此复兴，仍需要包装。

　　早在2005年，美籍华人毕幼宁和毕思安父子就开始在北京打造一个竞技平台，试图把所有武术类别都装进去。这种形式与中国传统武术擂台赛高度相似，他们将这一档赛事安了一个主题，4个字：东方欲晓。毕思安说，“我们希望把中国的武术推广给全世界。”

　　虽然都是武艺比试，但他们走的是高雅包状路线，因此一直避免使用“武术”的字眼，认为那称谓与街头杂耍没什么两样，拿不上台面。毕幼宁说：“应该叫它综合搏击，是德智仁勇的体育精神和踢打摔拿的体育方式的结合。”

　　据说，北京市武术院是支持这档赛事的，官方的武术协会也对此表示认同。最开始一些官员需要被说服去现场观看，但现在他们都成了热心观众。不过，目前毕氏父子仍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在国内推广综合搏击运动的合法性。有很多人认为这项运动“没有规则”，对于参赛选手的安全也表示担心。经过努力，到2007年12月，他们一共举办了10次经过中国武术协会和北京武术协会正式批准的赛事。

　　这个平台的运作与近代的全国国术比赛性质相近，由全国各地遴选选手参与。如能做成，将再现旧时国术赛事盛况。但毕幼宁说，每一次努力都非常艰难。

　　目前，在中国只有散打是被官方正式认可的唯一武术运动类公开比赛，而综合搏击则至今未被认可，这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曾经与一些电视台进行过节目转播权谈判，但真正播出的少之又少，唯一一次是决赛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作了转播，后来也停止了。这档赛事的播出，需要经过广电部门和体育主管部门的批准。

　　因为奥运会召开在即，今年他们没有举办新的赛事，原来签订在内蒙古卫视播出的往届赛事转播也被延期。

　　“我们是一个私人企业，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在推广、弘扬中国武术的事业，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崔仲三的“新太极”

　　除了毕氏父子的尝试，少部分传统武人也在谋求创新转变，以便能在日益衰微的环境中求得一席之地。

　　现年60岁的崔仲三是杨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持有中国武术高段位八段。每年都会应邀出国讲学，最近一次他去的是日本。一回国，崔仲三就忙着整理和出版新的太极拳谱和剑谱，以迎合市场需要。

　　崔仲三说，一种误解以为，慢慢悠悠、柔和连贯的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利。这种身份和年龄边界的排斥阻碍了太极拳的推广。“没有年轻人参与，是一种遗憾”。他一直在反思，这种非常适合年轻人的拳术为什么不能够吸引他们，很多人反而都去练瑜伽和跆拳道？

　　仔细推敲一番，崔仲三意识到，太极拳和跆拳道、瑜伽都是一种修炼项目，但是太极拳却没能营造出充分迎合时代心理的氛围，成了老年人在街头和公园里的玩意儿，不如跆拳道和瑜伽来得高雅时尚。后二者没有一个是在公共场所进行的，都是在室内，人一旦进入，极易产生身份认同，融入修习氛围。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然而不无遗憾，这一句话可能更适合日本的柔道和韩国的跆拳道，他们分别在1960年代和2000年代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中国人眼下正陷入这些后来者的包围。

　　“我们的规模还在扩大。”跆拳道黑带高手杨伟峰最近在他的道馆里向记者说道。在北京，这位体育大学的毕业生已经开了7年道馆，培训了超过5000名学员，全国主要城市里几乎都有他们的合作伙伴。

　　他的道馆里每天晚上都会涌进许多青少年，还有小到四五岁的儿童，有说有笑，气氛欢快。训练的时候，他们则会充分投入，认真对待每一个动作。

　　相比于中国传统武术培训，跆拳道的收费标准要高出几倍，没有人认为这会是一个问题。他们在一个高尚场所里演练着一种国际性的运动项目，为此不胜惬意，甚至还能从中收获不小的成就感。

　　只要他们用心练习，极短的时间内就能得到国际承认的段位认证。在段位晋级和换带仪式上，身为馆长的杨伟峰会亲手逐一为他们系上新带，并将段位证书授予他们。“这是跆拳道的魅力”，杨伟峰说，它不叫人一味埋头傻练，还教会人们礼仪，它的晋级制度也有助于抓住人们渴求更好的心理。

　　中国武术也包含了礼仪，但更确切地说是包罗万有，不如跆拳道这般亲和随意；中国武术目前也实行了段位制，但那基本上是年长的武人才可能享有的荣誉，并且晋级程序繁琐而官派，类似于传统的职称评审。

　　“我们需要改变。”崔仲三说，不仅要强化太极拳的健身和养生理念，还要让人们觉得“很时尚”。

　　一个变化是崔仲三改进了服装设计，将肥大的灯笼裤装改造成红、黑相间的紧身衣装，允许露出肩、背和胸脐。传统的装束趋于保守，不容易吸引年轻人的注意，这种改造则加入了时尚元素，能够从时装美和形体美上搏得认同。

　　内容上，崔仲三正努力使太极拳简单化。去年，他和一位健美专家联合编了一套太极操，这套操在传统太极拳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揉进了诸如长拳、八卦掌、混元功等基本武术招式以及舞蹈“丝路花雨”和京剧之中的一些简单动作，力求更加现代、唯美，直观易学。

　　短短6分钟的八节操，在贵州黄果树景区内拍摄了半个月，播出之后效果明显。崔仲三自日本回国的飞机上，就被女粉丝缠住了。

　　从传统武术角度来看，这种改造显得有点离谱，但崔仲三说，好美之心人皆有之，最重要的是先要有吸引人的外在表现，然后才能够引人入胜。他反对一推开门就进行一通乏味的说教和演练，认为“只有当人们被吸引，从而对太极文化产生一定兴趣之后，你才可以把中国的传统武术灌输给他”。

　　比之于还在原地踏步的姚承光和贾兴安，崔仲三算是先行了一步。他说，传统武术必须贴近现代，求新、求变，但前提是“根本性的东西不能动”。

　　崔氏一直有个心愿，要在北京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太极拳训练基地，但是他没有足够的资金，他说，“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共同来做这件事”。

　　说到伤感之处，周世勤眼眶噙泪，两度哽咽。

　　“对传统文化我们否定得太厉害，”他一边掏出手帕抹泪，一边说，老祖宗的东西，建国后我们丢得太多。国人以前讲要砸烂孔家店，弃自己的根本于不顾，传统之一的武术也不例外。

　　1947年，算得上小富之家的积水潭周家出资在北京后三海的汇通祠成立“汇通武术社”，周世勤和他的弟弟周世俭一同被送入这所武馆，接受传统武术训练。在带着狼狗的高瑞周师傅的严厉监督下，周家兄弟每天都在小土墩上压腿，直至按要求做到腿尖碰脑门儿，中规中矩，一点儿也不能出错。

　　61年后的今天，有人问起已是中国航天控制领域重量级专家的周世勤(他的弟弟则成了对外贸易专家)何以寄身武林，周答道：在我身上，是先有的传统武术，然后才有的高科技技术。

　　从武馆出来，周世勤考上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清华那时候重视武术，他是武术队的成员，没为学校少拿名次；毕业后到航天三院搞科研，在他的发起下，航天三院成立了25个武术辅导站。现在他已退休，这摊子事儿就都交给系统内的弟子去主持。

　　周世勤是位传统功夫的“杂家”，长拳、五禽拳、梅花桩、形意拳、太极拳、八极拳、刀剑术，样样拿手。李连杰的师父吴彬曾说他是“般般皆弄，般般皆能”。目前，他是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的副秘书长，中国武术高段位八段。大热天的，他在屋子里翻箱倒柜，硬是要穿出珍藏着的立领中山装式的段位服来展示一下。

　　武人落寞，这是真实处境。多年以来，他一直为振兴武术奔走呼喊，他说，中国人应该以会中华武术为荣，这是一个信仰问题。

　　沦落之途

　　建国之前，中国社会曾有“穷文富武”一说，那时候没有钱的人是断不可能习得一身武艺的。有钱出钱、有物出物，出得越多，师父教得越多。政府也重视，尊武术为“国术”。周世勤至今还保留着一幅孙中山关于发扬中国武术的题字，孙先生当年说，中国人要习一身好本领，强国强种。

　　似乎是自那时起，武术有了较高的地位。鼎盛时，国民政府的甘肃省党部书记就兼任了甘肃省国术馆馆长。抗战爆发后，虽然枪炮加身，但冷兵器和武艺对于中国人并非毫无用处。一个著名例子出在赵登禹将军身上，日军入侵中国，武人出身的赵登禹于是请出了他的师父朱凤军。1933年，在喜峰口肉搏战中，朱师父的十八手截手刀可以记上首功。短兵相接夜战，大刀片子纷纷祭出，再硬的武士道也扛不住。

　　建国之后，武术的发展落到一个尴尬境地。尽管一些战将出身的国家领导如贺龙，也强调武术的功用，一主张传统武术不能丢弃；二提倡武术实战技击。但整体的政治趋势已不容这种氛围存在。1955年“肃反”波及武术界，官方组建的第一支国家武术队之前即被解散。

　　周世勤说，“肃反”在当时有必要性，但也存在盲目扩大化问题。最典型的是河南陈家沟陈式太极拳嫡宗传人陈正雷大师的父亲陈照海，旧社会曾担任河南温县保安大队的大队长，并无恶迹，且在抗战中表现出色。“肃反”开始，陈照海被揭发，结果被抓去枪毙。这一个时期，一些武术精英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相继遭到整肃。武人性直，愤愤难平，和官员多有对抗，结果被人办起学习班，遭到摧残，即使没有被枪决的，也多半郁郁而终。

　　后来又逢“文革”，武林更是清洗不断。周世勤说，那时候京剧还有几台样板戏，武术却是不准练的，被指为“封、资、修”，于是又有一批人被整死。

　　官方对于武术领域的介入和控制，既有推动作用，也导致了武术的最终分化。1952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后，武术被列为推广项目，成为一种仅供观赏把玩的运动。1953年11月8日至12日，在天津举行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武术就是主要的表演项目之一。

　　在此之后，中国武术难以拿上台面，还曾遭到日本人的挖苦。他们说，中国大陆现在是“徒有少林寺，而无少林拳”，并几次提出要和中国人“动手”。中国方面则喊出一句口号，叫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于是，武术进一步趋于表演化，一个标志是24式简化太极拳的出现。日本人当年提出，太极拳没有固定套路，过于杂乱，同样水平的选手一旦表演不同套路，很难一决高低。他们为此提议创编一套同一套路和动作的太极拳，以便评分。日本人说，如果中国在这方面有困难，日本可以考虑单独创编。

　　1954年，在国家体委运动司主持下，召集全国太极拳名家研讨，为创编做铺垫。在这个过程中，体育院校掌了舵，唱主角，虽然也试图吸纳民间精粹，有些民间资深拳师却不买这个账。

　　后来由国家体委竞技指导科武术班总教练李天骥执笔，在传统杨式太极拳基础上，创编出24式简化太极拳，以便学练。这是新中国简化拳种之始，也标志着中国武术正式步入“官方的归官方，民间的归民间”这种大相径庭的分化路线。从此之后，真正的“阳春白雪”就已不在舞台上，而是被深埋进非主流的民间。

　　改革开放之后，官方对于传统武术的发展有所提倡，在众多拥趸者中，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上将就是一位。有一次，李德生去出席一个武术界的会议，见现场有几位武术家在演练，李德生就说，这样，我让我的警卫员和你们打。

　　“李德生当时带了好几个警卫，事先都是有准备的。”周世勤说。经过特别训练的警卫员一个接一个下场，结果一个接一个败下阵来。李德生见状脱口说了一句极中肯的话，“好东西，在民间”。

　　“推广竞赛套路，传统武术受影响”，周世勤说，有很多好东西，真正能传下来的已不多。

　　这就是抢救

　　周世勤为武术的出路操心，为此差点儿就被挖角到国家体委。1990年代，他还在航天三院工作，适逢清华大学搞校庆。当他签完名，起身撞见了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校友伍绍祖。周世勤说，你不是伍绍祖吗？我正想找你。

　　伍绍祖问他什么事儿？周答道，我想和你谈谈怎样振兴中华武术的事情。

　　伍绍祖于是拉着周世勤走到一边儿，问他，你怎么能够振兴中华武术？周世勤说，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专业路子，一条是民间路子。

　　所谓专业路子，就是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里全面推广武术课程，或者直接设立专门体院，让武术成为正儿八经的一门专业；至于民间路子，要维护代际、师门传承习俗，给予相应的空间，调动民间拳师的积极性。周在谈话中反复阐明，民间里有太多精粹值得引起重视和发掘。他说，传统武术圈内人才济济，就像音乐家阿炳和画家齐白石一样，虽然没有进过大学，但都具备杰出的造诣。

　　过了20多天，周世勤接到国家体委副主任徐才的电话，徐才当时分管武术，约请周前往办公室面谈。

　　谈话到一半，徐才忽然对他说，你可以到我这儿来工作。不过，周世勤还是没有去成，虽然他自己蠢蠢欲动，但因为是业务骨干，航天三院不放人。

　　周世勤当年的一些建议现今已渐渐实现，武术专业院校不断增多，学院派的人才培育也有起色，像培养了李连杰等演视演员的九段大师吴彬，就是学院派里的一位佼佼者。至于民间武术的发扬，也出现了堪称泰斗级的九段大师冯志强、门惠丰等人，后二者最后也被纳入官方体系之内，分别出任北京市武协副主席和北京体育大学教授。

　　不过总体而言，周世勤等人心里依然存在危机感。一个反差在于，中国大陆风行跆拳道，包括韩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则劲刮“中国风”。周世勤目前就是韩国孙式太极拳研究会的名誉会长，韩国方面郑重其事，颁出的聘书是用大理石雕刻而成，塑上中韩两国对照方字。30多年以来，日本对于中国武术的吸收也一直不曾中断。

　　对于传统武术的发展，周世勤最近又有了新的提议。不久前，作家冯骥才等人发起，为抢救日益消失的民间传统文化，评选出一部分“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人”。周世勤推荐的“武林百杰”之一梅山武术传人晏西征入选。受此启发，周世勤认为，中国应该将所有武术高段位七、八、九段的武术家都列入国家非物质遗产项目传承人之列，有此激励，这些国家级的武术家在传承过程中将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那些四、五、六段中段位的拳师则可以被吸纳进各地方院校，担任武术教学工作，这可以通过公开正式的选拔完成。矛盾在于，当这些人进入院校之后，是以教授传统套路为主，还是只教授学生们竞赛套路。周世勤说，以他接触的一些外国人来看，更加认可传统。因此，传统套路应与竞赛套路并重。

　　周世勤掏出一本20年前在航天三院时出版的学术著作告诉记者，这部原创专著是由专门的航天科技公共出版基金支持出版的。而眼下，中国几乎没有一个支持武术“本子”出版的基金会存在，民间武术家的精髓没有出处，只好长埋肚间，人亡艺息。

　　民间武术传承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武术家们文化水平并不高，功夫上境界，但是表达能力弱，难以总结，这也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对自己的源流、造诣进行系统梳理和记录。周世勤认为，这就是“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