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说：“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四川的丝纺织业，特别是缫丝工业正是在这段时间有了发展，增加了一批缫丝工厂和数量甚多的改良丝车坊，机器绸缎工业也开始兴起。它们在帝国主义，封建官僚、军阀的魔爪下，经历了产生——微弱发展——覆亡的苦难历程，也仅仅是三十余年的苦难历程。
一九一六年，反袁世凯的云南“护国军”进入四川后，护国军第一军右翼总司令戴戡被北洋军阀委为四川省长，戴戡进入成都以后，向银行贷款在成都开办了锦星公司，织造提花锦缎。这个公司一开始“洋”味就很浓，五十台自动翻花机从日本购进，龙头翻花技术和图案设计是日本人宫本和曲江负责，招收男工七八十人。那时候，四川正是军阀混战时期，一九一七年七月，地方军阀刘存厚打走了戴戡，控制了成都，锦星公司落到了刘的手中。刘是热衷于买田、收租，放高利贷的封建军阀，对发展实业那一套不感兴趣，也就不让公司继续生产了。五十部自动翻花机有四十部下落不明，有十部后来由半边街叶德安的德盛机房租赁生产，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转手让给另一个地方军伐刘文辉的工兵司令青翰南经营。以后，刘文辉被刘湘打败，青翰南随刘退出成都，最后的十部翻花机也停止运转。这就是在军阀们玩弄下的第一家四川锦缎工厂的命运，它断断续续只存在了十五年。
一九二五年，在张澜先生倡导下，南充建起了四川第二家锦缎工厂——嘉陵织绸厂，向上海购进提花机、自卷机，有工人六十余名，品种有素缎，闪花缎、嘉陵葛，蜀华葛等，质量“平滑，明净，花纹精细优美”。由于日货倾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这个厂存在时间很短，于三十年代停办。
三十年代，乐山连续兴起了龙兴，张世新、富新，大能等绸厂。其中，龙兴绸厂是全省首先采用电动织机的工厂，有上海制造的电动织机和提花机各八部，女工、童工五、六十人，织造花素大绸、线春、厂葛、锦地皱、金香缎等品种。张世新绸厂，另是一种情况。它自清末以来，即用木机织造绸绉。后来，由于市场上品种花色不断翻新，人造丝织品不断冲击，木机织造难以生存，于一九三四年从杭州购买铁机十部，又由汉口、南充请来技师指导，发展成为工厂，年产花素大绸一千二百匹。
抗日战争时期，全省发展了二三十家工厂，其中一九三九年，由上海迁到重庆，后又迁到乐山五通桥的美亚绸厂，有织机一百四十多台，经常开动六七十台，工人二百三十余名，临解放时还有一百七十余名，是全省最大的一家丝织工厂。生产的绸缎，花色品种多，质量较好，销售范围宽，资本家赚的钱也特别多。解放后，资本家抽走资金，逃回上海，生产瘫痪。工人群众推举人员主持事务，接受国家加工订货，于一九五四年与重庆绢纺厂第三车间(前身华源织造厂)在南充成立了南充织绸厂。
这些工厂一般只有几十个工人，超过一百人的只有美亚、汇通，福立等几个工厂；发展缓慢，大多数是抗战时兴办，产量始终没有赶上手工业，绝大多数工厂十分脆弱，生命很短，只存在了三、五年。
一九四二年，官僚垄断资本四川丝业公司在垄断全省缫丝业之后，企图进一步垄断丝织业，在重庆磁器口开办了华源织造厂，有十二台织机，以后又向英国订购了十八台。当这批织机陆续运到重庆时，美国丝织品已经充斥市场，华源当然无力和美货竞争，川丝公司只做了一场垄断丝织业的黄粱美梦。到解放前夕，华源厂仍然只有十二台织机在转动。
总之，四川的锦缎丝织机器工业，在旧中国道路坎坷，没有生存的余地，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有了蓬勃发展的广阔天地。
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
—八五○年，太平天国革命军占领江南以后，统治阶级搜括“贡缎”的黑手，只好转向其他地区。丝织生产历史悠久，基础较好的四川，很自然地就成为搜括的重点。那时候，成都织造的明机蜀锦，天心锦，倭缎、闪缎等十多个品种的丝织品，数量不小，“每年采办入京，常以供织造的不足”。辛亥革命以后，封建时代不准民间穿绸着缎的“衣禁”废除，适合小资产阶级中上层购买力的品种增多，面向少数民族的丝织品也不少，服务的对象宽了些，产品不仅销售到邻近几省，还远销到南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川的丝织手工工场不断出现，辛亥革命前后二三十年的所谓“黄金时代”，全省最高年产量约七十万匹。从地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成都，其次是乐山和南充。清《续文通考》上说，光绪午问(一八七五至—九○八年)，蜀锦“以四川成都……所产为最著名”，“成都有机房二千处，织机万余架，机工四万人，丝织品占全省总额百分之七十”。各类丝织品最高年产量约四十万匹。乐山的苏稽、白杨坝等场镇几乎是家家有织机，户户出丝绸，年产绸缎约十万匹，以绸为主。“嘉定大绸”，驰名省内外。其中—种缎面提花的花绫，传说在清朝乾隆、嘉靖年11可(一七三六至一八二○年)就已开始生产，到清末时有几百台机织造，年产约二万匹。南充的机房约三十家，除织造花素绸外，还生产花景绫、湖绉等产品。此外，西充、三台，阆中，绵阳、重庆、新都、新繁、合川、宜宾等城乡都有丝织机房与织户。
这些机房，即手工工场。它们普遍只有一、二、三台织机，十台机以上的大机房为数很少。早期的几家大机房，例如冯玉龙机房，据蜀锦老工人说，这家机房有一个制台支持，有几十台机，织造的贡缎很有名。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壁山开办的刘仁傑机房，规模也比较大，是川东第一家蜀锦机房。产品远销到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湖北、湖南等省。刘仁傑不仅从剥削工人发家致富，而且受到了清朝统治者特奖的“五品同知衔”，走上了由工商而仕的道路。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成部开办的韩亿盛机房，有三十余台织机，除雇工织造，雇人管理外，还放料给织户加工。这家机房赚的钱不少，后来连“三皇会”会首林长发也眼红了，象强盗之间分赃一样，借口违反“机不离扒”的行规，敲诈了他一笔不小的银子。此外，清末时，各县市纷纷设立劝工局、工艺局、蚕桑讲习所等实业机构，这些单位，有的也从事手工织绸缎，成为时髦一时的官办手工业，但它们不过是应付“差事”，存在的时间很短。
一九三○年以后，蜀锦生产急转直下，全省年产量下降到二十万匹左右。衰落的原因，除了三大敌人的残酷掠夺外，还有一九二九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大量川丝积压上海，四川缫丝工厂和作坊纷纷倒闭，与缫丝有关的各行各业无不遭受波及，失业现象和农村破产相当严重，民间购买力锐减，四川锦缎销售困难，生产随之衰落。一九三六年时，成都机房开业的只有三百五十余家，开动织机九百七十一台，工人一千七百一十二人，年产各类丝织品四万八于余匹，其中，锦缎一万四千八百匹(另有锦缎被面九千二百六十床)，主要是素缎和宁绸，花缎只占百分之二十。有部分机房相继改产丝毕叽，丝直贡、厂葛，绨葛等仿外国产品以适应市场。乐山绸缎生产同样下降，抗战前两年，年产仅三万匹左右。南充在三十年代初有机房六、七十家，织机二百一十九台，织工四百五十余名。
抗日战争发生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迁川人口增加，沿海地区的丝织工厂和作坊，或者被敌军毁坏，或者不能正常生产，产量锐减，输入四川的绸缎(南京锦缎、苏缎，杭缎等)很少，资本主义世界一九二九———九三三年经济危机结束后，川丝和其他出口业逐渐恢复，四川丝织业遭受的影响也逐渐减除，产量逐渐回升到年产五十万匹，但始终未恢复到所谓“黄金时代”的水平，而且生产极不稳定，一九四三年，成都复业的机房约一千三百家，其中，锦缎机房约九百家，开动机台三千台，年产八万匹，是三十年代以后的最高水平。乐山一九四二年时有机房六百一十八家，织机一千九百台，年产绸缎十五万匹，是这个县的历史最高年产量。南充的机房也发展到五百家，织机约二千台，工人三千余人。
抗战以后，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给蒋管区工商业和人民带来空前灾难，货币一再贬值，物价疯狂猛涨，饥饿、失业威胁着千百万劳动人民，真是“内囊尽上来了”！就在这时，美国各类丝织品连同其他“廉价”倾销的美货，象排山倒海般袭来，四川各大中城市无不遭受美祸(货)之害，软弱的蜀锦工业，无论是手工业还是机织工业，均面临这场灭顶之灾。临解放时，成都机房有百分之九十停产，幸存下来的也大部分改产素色的国华缎；乐山绸缎大量积压，年产量降至五六万匹，南充也是产量下降，机房大部分停产。
在残酷的压榨下，广大蜀锦工人受苦最深，他们大部分改行转业，流落他乡，靠做零工、卖小菜，甚至拉黄包车度着苦难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