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茧、蜀锦衣被天下

        明代，有一篇著名著作《蚕论》，是明穆宗时(公元一五六七至一五七二年)人郭子章写的，它为我们提供了很宝贵的明代川北保宁府蚕丝生产盛况。《蚕论》上说，他经过浙江到四川，看到全国蚕桑生产发展很不好，唯独湖州和阆中两地，到处绿阴冉冉，"女桑(柔嫩的桑条)姨柔，参差墙下"。还说，东南的丝织业以三吴、闽、越最多，原料取给于"湖茧"；西北的丝织业，以山西潞州(今长治)的潞绸最有名，原料取给于"阆茧"。所谓阆茧，就是川北保宁府阆中县出产的蚕茧。阆中，是保宁府治的所在地，是四川丝织品的一个重点产区，远在唐代，就以出产质量精致的丝织工艺品"重莲绫"闻名全国，并且成为统治者勒索的贡品之一。明代的阆中，生产更加发达，阆茧产量大，质量高，由当地蚕户所缫出的"水丝"，"丝细光润"，可以和居于全国首位的湖丝比美，运销全国。明嘉靖编修的《保宁府志》上说，府属的巴州、阆中、通江、剑州、南江的劳动人民，从事养蚕飞缫丝、织造的很多，每年夏天，他们把丝运到苍溪出售，再由商人收买，用船载运南下，"土人以是维生，牙行以此射利"。这些优质蚕丝，大量供应山西织造潞绸。《潞安府志》上说，明代后期，"潞绸所需，来自他方，远及川湖之地"。另外，吴越人用改机织造的绫绢和福建漳州、泉州一带所产的倭缎原料，也来自川北保宁府。丝织生产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古今图书集成》上说，保宁各县生产的丝、绸、绫飞绢数量很大，除供应本郡需要外，还运销其他郡。
        在蜀锦传统产区的成都，明朝初年设立了官办的织染。局。蜀王府设的织锦坊，主要是为了满足王府的消费需要，原料由政府拨给，生产规模不大，产品"名色无多，而价甚昂，不可易得"。至于民间丝织业，在元代残破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明书·方域志》上有"俗不愁苦多工巧，绫锦刁镂之物遍天下"的称誉。可见成都的绫锦产量不小，而且行销全国。纹样大体还是元代"十样锦"的名目，加金锦继续生产。据说保留在石柱县的一件蜀锦蟒袍(秦良玉袍)，虽然已历时三百余年，袍上的金线大部分脱落了，但仍可以看出明代蜀锦工人的优秀技艺。
        从全国范围来看，明代四川已不是丝织特别是锦缎生产的重点了。明初，全国的地方织染局共有二十二处，除四川、山西、山东、河南四处外，其余大部分在江南，以苏州、杭州、松江、嘉兴、湖州等五个局为重点。以前安排在四川生产的皇室用高级锦缎，也转移到这五个局，每年按规定的常额织造，并且派有宦官监督。明朝中叶以后，除常额外，又增造七千匹；到正德年间，增造至一万七千余匹，超过四川年产量近十倍。
        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全国点燃了熊熊的革命烈火，明清统治阶级相继派出了大量"淫污杀劫"的官军进行镇压，四川是一个镇压的重点。他们动辄"斩首数万级"，造成了"千里荒凉，人烟稀少"，"锦坊尽毁，花样无存"，"成都空"的惨景。有三十户(一说五百户)锦工随张献忠旧部孙可望的起义军到了云南，继续坚持斗争，并且把优秀的织锦技艺，传授给了当地的劳动人民，后来形成驰名全国的通海缎。到清康熙时，部分锦工回到成都，重操旧业，锦城才又响起了"轧轧弄机声"。清政府又从江浙一带迁来了一批丝织工人，先后在成都、重庆两地建立机织作坊，传授艺徒，至清乾隆、嘉庆以后，成都的丝织业才逐渐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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