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我国中原、西蜀和江南大片地区得到了统一，但华北、东北还被辽王朝飞金王朝所割据。为了防御辽，金的侵扰，巩固自己的统治，宋朝政府经常豢养着一百多万的常备兵和大量的战马。这些战马大都来自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宋朝政府设置了“茶马司”，专管茶马贸易，又在边境水陆交通要道之处，开设“市马场”。市马场的交易额很大，北宋时，设在甘肃原、渭、德顺三个州的市马场，一年买马上万匹，熙河市马场一年买马二万匹。南宋时的八个市马场，一年买马九千到一万二千匹，其中，黎(汉源)、叙(宜宾)、南平(綦江)、长宁等四个场都在四川。这几个场换马的主要物资是雅州的“名山茶”，另外，各兄弟民族喜爱的蜀锦，也是一项重要物资。
市马用的蜀锦是用什么方式搜括得来的呢?这在北宋吕大防写的《锦官楼记》和元费著的《蜀锦谱》上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北宋初年，成都织锦机户比隋唐又有所增加，有些街道上是“连甍(读萌)比室，运箴弄杼”，织锦人家很多。每年上贡的丝织品，额定为锦绮罗纨一万四千匹，其中夕最精致的为七百三十匹。这些贡品，和唐时一样，都是由地方官吏向机户摊派任务，发给原料，限期收成品。由于质量要求苛刻，限期又紧，织工不得不连夜加班赶造，连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年幼的儿童，都被迫参加辅助劳动，形成“燃膏继昝，幼艾竭作”的景象。但是，在官税增多，官价降低，加上如狼似虎的官吏们从中舞弊，敲诈勒索，机户纷纷破产不能供应，统治阶级要勒索的贡品也就愈来愈困难了。公元一○八三年(宋神宗元丰六年)，成都府官吕大防只好自办了集中生产、统一管理的织锦工场——“锦院”。锦院规模较大，拥有117间房子，154台织机，工人583名，其中，有三百名是军匠和募工，其余二百名是民间轮流征发来的“和雇匠”。锦院工人没有人身自由，“和雇匠”名义上是雇佣关系，但仍然是封建强制性的，如果“厌倦工役，将身逃走”，也要“追捕法办”。生产按操作过程分为四个工序，其中，挽综工164人，机织工154人，练染工11人，纺绎工110人。每年用丝十一万五千两，染料二十一万一千斤，生产锦一千五百匹。其中，额定上贡锦六百九十匹，分为土贡锦、官告锦、臣僚袄于锦、广西锦等四类，前三类共四百九十匹，是皇室用锦；“广西锦”二百匹，则是贸易用锦。
随着形势的发展，到南宋时，成都府锦院的锦缎产量远远不能满足换马的需要，公元一一二九年(高宗建炎三年)，茶马司就自办织锦工场生产被褥、椅披等折抵马价。不久，又在成都的应天、北禅、鹿苑寺三处增辟了三个工场。后来为了便于统一管理，于公元一一六八年(孝宗乾道四年)和成都府锦院合并为一个，地址设在旧廉访司的洁已堂。于是，锦院的规模更大，锦工们所受的剥削也就更重了。
茶马司锦院织锦主要销售吐蕃，其次销苗族。贸易地点有黎州、叙州、南平军和文州。每年生产数量，按少数民族送马数量而定，马多多织，马少少织。花色很多，图案的取材范围较为广泛，仅据元费著的《蜀锦谱》上记载的就有二十余种。其中，大部分是富有生活气息的主题，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习惯，表达人民对生活的愿望，如百花孔雀、瑞草云鹤、穿花风、如意牡丹、宜男百花等。有集写生花卉和几何纹样为一体的“八达晕”锦，有灯笼锦，灯旁悬结谷穗，幻下隐隐有蜜蜂飞动，隐喻五谷丰登的意思；还有来自国外，后采成为我国传统纹样的狮子飞马打球锦。马打球相当于现在的马球，是唐时盛行的一种体育活动，人骑在马上，用杖争先击打地面上的圆球。圆球每聚三个或四个为一组，组与组间售球与球间，加上各种花纹。这种纹样，通称为皮球样。除此而外夕锦纹上装饰图案，色彩鲜艳，富丽堂皇，最能代表蜀锦风格的“锦上添花”锦，也是在宋时织成。
这些纹样，都是多年来无数艺人的劳动结晶，它们不仅在当时成为全国锦缎纹样的模本，而且应用到其他工艺美术品上作为装饰。如“马打球”的题材，应用到瓷器上；“五谷丰登”被用到桌围和椅垫上，一些反映生活愿望的题材，更为广大人民普遍采用。直到近代，西南民间刺绣、围腰、头巾、枕套还用它作为题材。优秀艺人还根据唐诗“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和宋人词“花落水流红”等名句，创作出一种“紫曲水”图案，一般叫“落花流水锦”。元、明以来，全国各地锦缎作坊因袭并发展了这种图案，同时并为其他工艺品广泛采用，由一种变为十数种，逐渐成为南京江绸、福建、苏州、浙江、广德、山东、山西等的闪缎和改机的主要花样之一，通称为“落花流水”，明代晚期特别流行，装璜、书画大都使用这种锦样。
毛主席教导我们：“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删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蜀锦主要是为地主阶级所占有和利用。因此，它的题材内容、图案装饰、色彩情调等各个方圆，总的说来，不能不适应地主阶级的审美要求；同时，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封建宗法思想、宗教迷信等等，也要在一些纹样中表现出来。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封建社会中蜀锦工艺的精华与糟粕，剔除剥削阶级腐朽的东西，吸收对劳动人民有益的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以便更好地贯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发展社会主义蜀锦。
宋代蜀锦和定州缂丝、苏州苏绣是全国三大工艺名产，在全国工艺美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宋会要》食货部统计，北宋时，全国每年收入的锦绮鹿胎透背等高级织物共6,193匹。其中，在京城和河北西路、京东府路织造的共4,312匹，占全部收入的69％，在四川织造的1,898匹，占全部收入的30％，其中：成都府路1094匹，梓州路804匹。其他丝织工艺品以绫来看，全国每年收入绫75,117匹，其中，在京城和两浙等七路织造的共36,435匹，占49％；在四川织造的38,682匹，占51％，其中，成都府路16,793匹，梓州路20,600匹，利州路1,289匹。到南宋，四川织造数仍为锦绮l,800匹，绫34,000匹，东南诸路的绫、罗、絁共30,000匹。从以上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无论北宋或南宋，四川都是全国高级丝织物的主要产地。
宋代，海上贸易发达，除了以上所述的茶、锦换马贸易外，蜀锦还由成都的一些锦商远销到广州南部的重要通商口岸钦州，买回香料，一年往返一次，每次的交易额达到数千缗。茶马司锦院和成都府锦院合并后，严禁私商贩锦，锦的贸易就完全被官府控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