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绣是我国工艺美术长廊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与苏绣、湘绣、粤绣一齐并称中国四大名绣，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高超的刺绣技法。
最早记载蜀绣的文字，出于西汉文学家扬雄《绣补》一诗，诗中表达了作者对蜀绣技艺的高度赞誉。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则明确提出蜀绣和蜀中其他的物产，包括壁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锦等，皆可视为“蜀中之宝”，充分说明蜀绣作为地方工艺品的珍稀独特。其实，蜀绣的历史跟蜀锦一样，都是萌芽于古蜀时期先人的智慧和创造。据文献记载，蜀国最早的君王蚕丛已经懂得养殖桑蚕。汉末三国时，蜀锦蜀绣就已经驰名天下，作为珍稀而昂贵的丝织品，蜀国经常用它交换北方的战马或其他物资，从而成为主要的财政来源和经济支柱。唐代末期，南诏进攻成都，掠夺的对象除了金银、蜀锦、蜀绣，还大量劫掠蜀锦蜀绣工匠，视之为奇珍异物。时至宋代，蜀绣之名已遍及神州，文献称蜀绣技法“穷工极巧”。成都地区因其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盛产丝帛，因此蜀锦蜀绣的制作生产“冠于天下”。
在蜀绣艺人的长期摸索过程中，至少发明了100种以上的刺绣方法，比如五彩缤纷的衣锦纹满绣、绣画合一的线条绣、精巧细腻的双面绣和晕针、纱针、点针、复盖针等都是十分独特而精湛的技法。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形象而熟悉的蜀绣产品可能首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的“芙蓉鲤鱼”，以及巨幅绣屏“大渡河”。芙蓉鲤鱼绣屏，是在一块浅米黄色的绸缎上绣上三尾悠然游动的金色鲤鱼，鱼眼、鱼尾、鱼鳃、鱼唇莫不栩栩如生，再配上俏丽鲜艳的芙蓉，观者只觉水波微漾，鱼行花开，竟比真的站在水溏边观鱼还要逼真和生动。尤其是鱼身光滑而柔软的线条，彰显了刺绣艺人鬼斧神工般高超的技艺。整幅作品以针代笔，以线晕色，共使用50多种不同的刺绣技法。
另一幅著名的巨幅蜀绣作品“大渡河”，是集中150个蜀绣艺人，在18天之内精心完成的。绣制的场景是当年红军抢渡大渡河的壮观场面，整幅作品既有油画的厚重，又有国画的意境，同时兼具蜀绣的轻灵，使之获得一种奇妙而独特的视觉效果。
蜀绣来自民间，正如陕西剪纸、绵竹年画来自民间一样，因为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在城乡的院落和闺阁中，妇女们把精心设计的图案绣在嫁妆衣物和馈赠品上，寄托对美的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随着时代的演进，许多流传于民间的技艺就会逐渐形成产业和规模。
1831年（清道光年间），随着蜀绣行会的成立，成都的蜀绣工艺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店铺、作坊多达数十家，从业绣工也有1000余人。这一时期，刺绣产品开始由专业的设计师进行设计，产品逐渐划分为穿货、戏衣、灯彩三个行业。伴随着民间蜀绣的生生不息，蜀绣工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清代末期，政府提倡振兴实业，又在成都开办了劝工局，劝工局下设刺绣科，专门管理蜀绣的生产和销售。蜀绣中不少精品被指定为皇室贡品，而且优秀的艺人还被授予“五品同知衔”的称谓，极大地鼓励了蜀绣的生产和制作。清末至民国初年，蜀绣在国际上已享有很高声誉，在1915年国际巴拿马赛中荣获金奖。
民国后，蜀绣虽然不再绣制朝衣和贡品，但绣制日用品的范围却越来越广，几乎包括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幼儿的披衫、鞋帽，大到结婚时的床上用品、室内装饰品及馈赠酬酢用品。随着刺绣范围和题材的推广，蜀绣的装饰性也进一步提高，采用历代名画作刺绣图稿的蜀绣作品也大量涌现。抗战时期，文化中心南迁，许多画家和技工来到成都，为蜀绣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蜀绣工艺的发展也遭受过重大的挫折，“文革”中，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加以批判。蜀绣也不例外，从事刺绣的艺人甚至被诬为“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服务”，致使刺绣行业转产，刺绣工人改行另谋生路。著名的成都蜀绣厂，在那时也处于关闭和停产的状态，这家专业生产蜀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成立于1951年，当时称蜀光刺绣厂和群力刺绣厂，专业人员达到450人以上。主要产品有日用品和欣赏品两大类，日用品包括披风、抱裙、枕套、被面、床单、衣服、手巾、帷屏、彩帐等，欣赏品则有中堂、斗方、绣屏等。
1971年以后，成都蜀绣厂开始恢复生产，那些改行从事其他行业的刺绣工人也纷纷返厂，重新拿起自己心爱的刺针和绣框。1981年后，蜀绣有了较大发展，除蜀绣厂专业从事刺绣的工人外，农村郊县加工刺绣的人员迅速增至七、八千人，蜀绣事业又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1982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品第二届百花奖评选，以及1985年的巴黎博览会，蜀绣都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中国四大名绣中，蜀绣的针法最为丰富，多达12类、130余种，但是跟其他三大名绣比较起来，蜀绣仍处于较弱的地位，技艺方面的继承创新，产品结构方面的换代突破，蜀绣历史研究整理和推广的不足，以及从事蜀绣技艺的工人后继乏人等问题，都是困扰蜀绣发展的不利因素。但随着各级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相信蜀绣会迎来一个更加光明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