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绣发展到清代，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即由分散于民间的闺阁女红发展到专业刺绣人员和小型刺绣作坊，并为刺绣行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西汉文学家扬雄曾在《蜀都赋》中，高度赞扬蜀地刺绣的精湛技艺：“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锦绣”之说源于此。文章充分展示了当时成都“挥肱织锦，展帛刺绣”的精彩场面，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载蜀地有绣的文献。以后中国的各个时期，都有关于蜀绣的历史记载，蜀绣发展到清代，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即由分散于民间的闺阁女红发展到专业刺绣人员和小型刺绣作坊，并为刺绣行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清道光年间(公元1830年前后)，为适应刺绣业的发展，成都地区成立了刺绣的领导机构“三皇神会”。这个神会由铺(店主)、料(领工)、师(工人)组成，制定了奉祀条规、维护行业利益、调解行业内部纠纷的条例，绣工则逐步形成三个刺绣业别：一、穿货，以生产霞披、挽袖为主；二、行头，以专制剧装、神袍为主；三、灯彩，专做红白喜事用的围屏、彩帐等。穿货业发展较快，品种逐渐增多，产量增大，技艺不断提高，出现了平金、打子、拉丝、平绣等技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在四川劝业道台沈荣坤、周孝怀的先后主持下，成立了“四川省劝工总局”。总局内有刺绣人员60余人。绣工们一起研究刺绣技艺和图案设计，创造新针法，增强蜀绣的表现力，劝工局生产的绣品细微精美，风格突出，大量作为贡品，供皇室享用。在劝工局的影响下，民间三槐树街王松轩女士自制彩线，采用名人画稿，绣工精巧，很受欢迎。她的绣品虽高于官价，但被人争相购买。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被推翻，破除了旧的服饰制度。因此，刺绣行业发生了很大变动，刺绣人员不得不转向改做民间大众化的日用品，如被面、枕套、罩檐、门帘、彩帐、寿裙、寿衣等。兼营欣赏品的店铺也有十余家，主要产品有佛像、鹦鹉、郑板桥的竹石以及人物等。在色彩上有了很大变化，改变了过去大红大绿的色彩。当时蜀绣产品覆盖面较大，不仅占领了省内市场，而且还大量销向省外，刺绣人员也相应增多，仅成都就开设店铺60余家，专业刺绣人员一千令人。
抗日战争期间，广东、江苏、湖南等省相继沦陷以后，成都成了西南大后方，绣品主要靠成都供应，因而蜀绣产品供不应求。这个时期不仅专业刺绣人员增多，而且川西平原的农村发展起数以万计的副业绣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陷入内战，通货膨胀，被面需求量突然增大，资方为牟取暴利，偷工减科，粗制滥造，并采取压低工资等手段来争夺市场，增大产量，因此在川西农村迅速发展的廉价绣工，人数多达两三万人。农村低廉绣工的涌现，危及了专业人员的生计，迫使大量绣工改行。到解放前夕，成都仅有经营承包店主100人左右，专业绣工90余人。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蜀绣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51年成立了公私合营刺绣厂，1956年在合作化高潮中转为集体所有制三个合作社。1961年三个蜀绣合作社合并为成都市蜀绣厂。为保护、发展、发掘民族工艺，党和政府大力扶持蜀绣生产。使蜀绣艺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技艺有了较大的提高，绣制了一批优秀作品，十年浩劫，刺绣生产全部停止绣工改行生产铝瓢等。七十年代，蜀绣开始恢复生产。改革开放后，蜀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