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遗址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箔”,被学术界命名为“太阳神鸟”,它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既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寓意和神话色彩,也反映出金沙遗址文化中和谐、辨证的哲学思想和审美意识,更具有科技、历法等丰富的科学内涵。金沙“太阳神鸟”体现了金沙遗址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也是三星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金沙遗址是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200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沙遗址”是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首先发现的，在沉睡了3000年之后被发掘出来，“一醒惊天下”。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而且，随着发掘的进展，不排除还有重大发现的可能。金沙遗址博物馆是为保护、研究、展示金沙遗址及出土文物而设立的主题公园式博物馆，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5000平方米。由遗迹馆、陈列馆、文物保护中心等部分组成。

　　金沙遗址博物馆位于成都平原的东南边缘地带，东距成都市中心约5公里，现已探明的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遗址范围地势平坦，起伏较小，遗址内及周围河流较多，遗址的南面1.5公里处是清水河，摸底河更是在遗址内蜿蜒东流，将遗址分为南北两半。自2001年以来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3000余个，又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据考古学对遗址命名的基本原则，将包括黄忠村在内的这一区域的商、周时期遗址统一命名为“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概况

　　金沙遗址是周边同时期商、周遗址中心遗址，有祭祀场所、大型建筑、一般居址、墓地等。

　　祭祀场所：位于遗址东南部，沿着一条古河道南岸分布，面积约15000平方米。发现了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63个，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象牙数百根，还出土了2000多颗野猪獠牙、2000多支鹿角等。

　　大型建筑：位于金沙遗址东北部，是一处由8座房址组成的大型宗庙或宫殿建筑，由门房、厢房、前庭、殿堂构成，总长90米、宽50余米，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是我国西南地区先秦时期发现的最大的一座建筑。为木骨泥墙式建筑，屋顶覆以茅草。

　　房址：发现了70余座，分布在10多个居住区，在房址周围，发现有水井、生活废弃物的灰坑、烧制陶器的陶窑等。

　　墓地：已发现集中的墓地3处，共有墓葬2000余座。墓葬有单人葬、双人合葬，经鉴定的双人合葬墓均为一男一女，可能是夫妻合葬；有一次葬、二次迁葬；有竖穴土坑墓、船棺墓。大部分墓葬没有随葬品，少部分墓葬随葬有一些陶器，极少数墓葬随葬有较多的铜器、玉器等。

　　已经出土的这1000多件文物的精美程度极高。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类金饰则为金沙特有。太阳神鸟金饰金箔度0.02厘米，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足见3000多年前，古人雕刻工艺的精湛。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色泽如初。更令人惊叹的是，玉器上的刻纹细致，几何图形规整。象牙器刻纹工艺绝妙，正像古人所言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其中最大的一件高约22厘米的玉琮，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主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铜铃等，其中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差无几。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的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专家认为，极可能是当时贵族的奴隶或战俘，这表明当时的蜀国已比较强大。石器中的石虎造型古朴生动。金沙村遗址的发现，引起各界关注。专家们一致认为，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金沙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张仪筑成都城的战国晚期。金沙遗址所提示的是以往文献中完全没有的珍贵材料，将改写成都历史和四川古代史。

金沙遗址出土文物

　　分析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为当时成都平原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这些遗物在风格上既与三星堆出土文物相似，也存在某种差异，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金沙遗址的性质，目前推测有可能属于祭祀遗迹，但由于出土了大量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不排除存在作坊遗迹的可能。不过，从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和周围的大型建筑、重要遗存来看，蜀风花园所在区域很可能是商末至西周时期成都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遗址出土的玉戈、玉瑗表明，金沙文化不是孤立的，它与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内在联系，再次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根据文献记载，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张仪筑成都城的战国晚期，商业街大型船棺葬的发现属于开明蜀国统治者的遗存，成为开明蜀国在成都城区的重要标志，金沙遗址的发现所揭示的是过去文献完全没有记载的新的珍贵材料。已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折射出信息：古蜀统治者的活动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了。从金沙遗址所出土文物分析，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为当时蜀地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这些遗物在风格上既与三星堆出土物相似，也存在某种差异，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而存在的差异是否在年代或遗存性质上有不同则需进一步工作才能确定，玉琮的发现进一步证明长江下游文化对蜀地古文化的某种影响。铜器以小型器物为主，目前尚未出土与三星堆一致的大型青铜面具、神树等青铜器。

　　从目前发掘情况来看，金沙遗址的性质尚不能最后确定，目前推测有可能属于祭祀遗迹，但是由于出土大量的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不排除存在作坊遗迹的可能。金沙遗址出土千余件精美文物，金沙遗址已清理出了1000余件珍贵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器和数量众多的象牙、陶器等。

　　金器30余件，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其中金面具距今约3000年,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它各类金饰为金沙所特有。太阳神鸟金饰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内层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由四只飞鸟首足前后相接。该器生动的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玉器400余件，有玉琮、玉壁、玉璋、玉戈、玉矛、玉斧、玉凿、玉斤、玉镯、玉环、玉牌形饰、玉挂饰、玉珠及玉料等。出土的玉器十分精美，其中出土的最大一件高约22厘米的十节玉琮颜色为翡翠绿，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该玉琮雕刻极其精细，琮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一绝；数量极多的圭形玉凿和玉牌形饰颇具特色；大量玉璋雕刻细腻，纹饰丰富，有的纹饰上饰有朱砂。

　　铜器400余件，基本上为小型铜器，主要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戚形方孔铜壁、铜铃、铜挂饰、铜牌饰及铜礼器残片等，其中铜立人像的造型风格与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几乎完全一致。

　　石器170件，有石壁、石璋、石矛、石斧、石跪坐人像、石虎、石龟、石蛇等；石跪坐人像头顶方形冠饰，两侧上翘，长辫及腰，口部涂砂，双手背后交叉作捆绑状，其造型与成都市方池街遗址出土的石跪人像基本相同；石虎作卧伏状，造型生动，耳部和嘴部涂砂；石蛇的造型更是多样。

　　象牙器40余件，仅有柱状形器一类，柱状形器的一端正中有一圆点，周围有六个圆点，出土的象牙不计其数，总重量近一吨，在祭祀场所里，这些象牙是古蜀人奉献给天地神灵的重要祭品。有时是整根象牙极有规律的朝着一个方向摆放；有时象牙被切成饼状或圆柱状；还有的时候是只取象牙的尖来祭祀。这些方式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宗教色彩，具有某种特定的宗教含义。

　　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陶尖底盏、尖底杯、高柄豆、圈足罐等，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当殷墟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还出土木耜、木雕彩绘神人头像。

遗址年代与文明传承

　　经过对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综合研究，考古人员基本认为遗址年代大致在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约前1200～前650），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是它最繁盛的时期，这一时期金沙应是古蜀国的都城所在地。

　　金沙遗址是我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它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不同阶段。已有的发现证明成都平原史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地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的证据。可以说再现了古代蜀国的辉煌，复活了一段失落的历史，揭示了一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代文明。

　　专家认为四川“金沙文化”是多种文化作用的产物

　　数量众多的象牙、精美的玉琮等外来文化的用品，在金沙遗址已出土的珍贵文物中占有相当比例。由此，考古专家认为金沙文化既有其独特魅力，又是深受中原、长江下游等文化深刻作用的产物。

　　金沙遗址出土的30多件金器是该遗址出土文物中，最具独特风格和鲜明自身特色的。这些金器包括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除了金面具与三星堆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以外，其它各类金饰均为金沙遗址所独有，都是用金片、金箔锤打而成，种类非常丰富。

　　与金器一起出土的玉器则更多留下了中原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痕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称，出土的玉戈、玉钺等礼器明显与中原同时代文物一致，这说明金沙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同时，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璋并不是此地“土生土长”的，它们是通过长江这条自古以来的黄金水道自下而上运输至此的。金沙文化与中原及长江下游的频繁交流充分说明了此时的古蜀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再次证明了中华古文明的多元一体论，各区域的文化都是彼此作用和相互影响的。

　　良渚文化的器物通过长江传到蜀地，证明成都当时对外交往和贸易已非常频繁，也说明古蜀国并非古人所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同时也证明，当时蜀地也不是如文献记载的“不晓文字，不知礼乐”的蛮荒之地，已具有非常发达的青铜文化。

　　能够证明金沙遗址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还不仅于此。已清理出土的一吨左右的象牙一部分产于古蜀国的南部，还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相邻的云南、贵州等地。这部分象牙很可能是西南少数民族进贡给这里的王公贵族的，这也说明了金沙当时已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金沙遗址权威定性

　　金沙遗址权威性的定性：该遗址为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分布面积在三平方公里以上，同时很有可能是古蜀国的又一都邑所在。

　　据成都市考古队王毅队长介绍：考古队在一期考古阶段重点对梅苑东北区域、兰苑文化堆积分布区、体育公园两处文化堆积区进行了集中发掘。位于遗址东部的梅苑，出土了陶器、玉器、铜器、金器、卜甲共七百余件和大量的象牙，大量的象牙堆积坑和成片的野猪獠牙、鹿角分布区都与宗教仪式活动有关，专家认为这一区域是宗教仪式活动区；兰苑遗址位于遗址的中南部，该区的文化堆积分布面积约二万平方米，目前发掘面积已达一万零四百二十五平方米，发现有大量的房屋建筑遗迹和红烧土、三百余个灰坑、三十余座墓葬、一座陶窑等遗迹现象，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和少量的玉石器、铜器、金器等，时代约为商代晚期。各种迹象表明，“兰苑”文化堆积分布区可能是居住、生活区；体育公园位于遗址中部，发掘面积一百六十二平方米，发现十五座墓葬，其中三座墓葬有随葬品，出土少量玉石器和陶器。

　　从墓葬的文化层和房址分析，该区域可能是居住、生活区，废弃后成为墓地。而在此次集体大发掘中没有涉及的第四大区域———黄忠遗址，根据前两次的发掘，专家认为可能是金沙遗址宫殿区的一部分。据此，专家普遍认为，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

金沙遗址博物馆建设

　　金沙遗址博物馆是在金沙遗址原址建设的专题性博物馆，占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由遗迹馆、陈列馆、文物保护中心、园林区和游客接待中心五部分组成。建筑总面积37895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28000多平方米，地下约9000平方米。绿化面积138000多平方米，绿地率达70%，栽种有银杏、水杉、桢楠等古老树种。金沙遗址博物馆总投资3.89亿元。

　　遗迹馆

　　位于摸底河南的祭祀区，呈半圆形，建筑面积7588平方米。主体结构采用大跨度钢结构，遗迹馆内为无柱大空间，为保护、发掘、展示提供灵活的空间。遗迹馆展现的祭祀场所，游客可以近距离实地观看考古发掘的过程，感受古蜀国祭祀活动的频繁和宏大气派。

　　陈列馆

　　位于摸底河北，呈方形，建筑面积约16200平方米，其中展陈面积约6000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三层，集中展现了金沙时期古蜀先民的生活、生产及其美轮美奂、造型奇绝、工艺精湛的器物，还有古蜀文明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知识的系统介绍。

　　文物保护中心

　　位于博物馆的西北角，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是对金沙遗址出土文物进行保护和研究的区域。文保中心的附近还建有金沙小剧场，常年举办与金沙文化相关的文化演出活动。

　　园林区

　　内有乌木林和玉石之路等文化景观，在博物馆主道路西侧，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纪念雕塑——太阳神鸟广场。2006年8月16日，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06年12月18日，在此设立永久性纪念雕塑。园区内还配备有功能齐全的各种服务设施，有停车场、游客接待中心和休息场所等，建筑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

金沙遗址的重大新发现

　　金沙文化遗存重要分布区成都市黄忠村金沙朗寓工地,经过一年多发掘,取得重大成果。编号为F160和F161两座商周时期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的发现,使金沙遗址大型宫殿遗址区得到确认。

-------------------------------------

阳神鸟出土

太阳神鸟金箔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四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整个图案似一幅现代剪纸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充满强烈的动感，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极大的想象空间，该器生动的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表达了古蜀人对生命和运动的讴歌。此器构图凝练，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
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2005年10月12日至10月17日，“太阳神鸟”金饰的蜀绣制品搭载神舟六号飞船在太空中遨游后返回地球。


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永久纪念雕塑揭幕仪式在成都金沙遗址举行。随着一席红绸徐徐飘下，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于今年8月16日起代言中国文化遗产的太阳神鸟金饰图的永久雕塑展现在世人面前。 而太阳神鸟金饰会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中进行一段时间的展出。

太阳神鸟永久雕塑全高5米，直径3.9米，厚30厘米。主体部分为青铜贴金，一如神鸟刚出土时剥开土层即显的纯粹金黄。向后倾斜12厘米的特别设计彰显雕塑的层次感。托起神鸟的两座大理石基座没有过多打磨，寓意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据介绍，太阳神鸟原物是一件金饰，2001年2月25日出土于金沙遗址。今年8月16日，它从全国一千多件候选标志中脱颖而出，被国家文物局批准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标志。国家文物局认为，太阳神鸟图案表达着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而且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它的造型精练、简洁，具有较好的徽识特征。启用后的“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将在文物保护、研究、收藏等领域使用，也可按照管理规定用于商业领域。
一、“太阳神鸟”和“日、鸟崇拜”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即“四鸟绕日金饰”,它极具动感的视觉效果,无论是外层的4只飞鸟,还是内层旋转的太阳。特别是在红色背景衬托下,里面的旋涡就如同一轮旋转的火球,周围飞鸟图案分明就是红色的火鸟。外层飞行的神鸟和内层旋转着的太阳,表现的正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和讴歌。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中的4只逆向飞行的鸟,也与“使四鸟”和“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以及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有关。在《山海经》中有“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如《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精神篇》中说“日中有陵乌”,郭璞注解说“中有三足乌”。也有多处关于帝俊之裔“使四鸟”的记述,如《大荒东经》中说“有葛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晏龙……食黍,食兽,是使四鸟”;“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大荒南经》中说“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等等。这也进一步说明这个时代的古蜀人是“崇鸟崇日”的。
这和三星堆文化中的“崇鸟崇日”习俗是一脉相承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的众多“青铜鸟”、“圆日形器”和有着10只鸟的“青铜神树”,以及《山海经》等文献记载中的“十日神话”的传说等,无不说明了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也是“崇鸟崇日”的。
另外,从这个太阳神鸟金箔饰本身形象来看,内层的12道旋涡状光芒,既象一道道火苗,又象一根根象牙,也象一轮轮弯月,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金沙遗址出土那么多的象牙,以及为什么古蜀人那么喜欢用象牙祭祀的原因。
二、“日、鸟崇拜”和历法的产生
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个“太阳神鸟”(即“四鸟绕日金饰”)中,飞行的神鸟和象牙状弧形旋转芒纹作为太阳神崇拜的象征意义和神话色彩,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是对于金箔饰中为什么只有4只鸟和12道光芒的论述却不够完备。
这里的数字4和12并不是巧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们表示着特定的含义,外层4只逆向飞行的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圆圈周围的12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纹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虽然从太阳神崇拜象征意义的角度,它与“使四鸟”和“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以及太阳神崇拜有关。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所表示的这种一年分四季和十二个月的历法的含义。因为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历法这种科学知识方面来看,这个太阳神鸟金箔饰中的外层这4只逆向飞行的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而它的内层圆圈周围的这12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纹则代表着一年十二个月的周而复始。这样这个“太阳神鸟”又具有了新的色彩,即被古蜀人赋予了科学的含义。
对于古蜀人来说,无论是三代蜀王时期的蚕丛氏、伯灌氏、鱼凫氏,还是之后的杜宇王朝和开明王朝时期的古蜀人,他们把所能够理解并掌握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总结为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法知识等;而把不理解的自然现象就归之于神秘的宗教崇拜和神话传说。因此,神话传说除去想象与夸张的外衣,都具有其科学性。古蜀人一方面祭祀祈祷天神和日神保佑;一方面顺应天时,总结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科学地安排生产和生活。“民以食为天”。特别是在农业发明以后,一方面,古蜀人对于自然的依赖更加严重。人们既靠地,希望土地能生长出好的作物,又靠天,希望能够风调雨顺。然而,靠“天”,“天”威不可测,风、云、雷、电肆虐,雨、雪、冰、霜侵袭,更要命的是旱、涝之灾,饱受其苦的古人就有了“十日神话”和“大洪水传说”,也就有了治水的大禹、鳖灵和射日的后稷这样的英雄;靠“地”,“地”也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所有的这些不可抗拒、不可理解的自然现象和自然灾难又几乎都是与“日”有关,而代表上天的“日月星辰”中,又以太阳为最突出。因此,“太阳”就成为各地先民崇拜的对象,祭“日”就成为必然。古蜀人尤为突出。以鸟为图腾的古蜀人在崇拜太阳的同时,很自然地把太阳和鸟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古蜀人首先又利用历法为农业生产服务。古人采用的是观象授时的办法,来预告农事进程。即观测自然现象来判断农事季节。比如:作为候鸟,鸟是可以用来判断农事季节的。“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因此,鸟也可以代表四季。历法的先进性就是以历年和太阳的回归年之间的无限接近为前提的,而要准确地测量回归年,最简单而又确切的方法是测量日影的长度。因此,崇拜太阳和鸟的古蜀人在总结历法的过程中,是离不开太阳和鸟的。《易.系辞下》:“(疱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视则观法于地”。又《尚书.尧典》:“帝尧任命羲和主持观象授时”。《山海经》有荣成用历、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的种种传说的记载。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有许多的人像和人物图象,尤其是两个祭祀坑里出土的最多。如石人像、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以及神殿和玉璋上的人像等。这些代表着各个阶层、各个部族的人物群像中就有主持祭祀的大小群巫。他们除了主持祭祀之外,还掌握天文历法知识,负责制定历法。这在其它地方已经得到证明。比如中原的上古时期就是巫史不分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多有记载。掌握天文历法也是巫史的职责之一,甚至到了司马迁父子时代还是如此。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的积累,经过一代代巫师和古蜀人的努力,历法也在逐步得到改进。因此,宗教崇拜(尤其是太阳和鸟崇拜)和历法都在古蜀人的生产和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太阳和鸟崇拜以及历法也是古蜀文化中的重要因素。
三、太阳神鸟和古蜀历法
实际上就是观象授时的经验总结。所谓历法,就是安排年、月、日的法则。历法一般分为三类:(太)阴历、(太)阳历和阴阳历。所谓“阴阳历”就是年以回归年为依据,月以朔望月为依据,把阴历和阳历结合起来的一种历法称为阴阳历。
古蜀的历法,首先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自身就形象、生动地反映出:外层4只逆向飞行的鸟,每只鸟对应3个月牙(或者说是火苗,或者说是象牙),不多不少,不偏不倚,恰好说明每只鸟代表一个季节(3个月),4只飞行的神鸟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也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四时的知识,能够根据四时的不同特点而适时地安排农活。内层的12道旋涡状光芒,既象一道道火苗,又象一根根象牙,也象一轮轮弯月,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也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规律和原因,已经知道“岁”与太阳运行有关,“月”与月亮运行有关,一年有12个月,使用的是阴阳历。
除此之外,还可以与同样是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的冠帽相印证,这个青铜立人像的冠帽上的十三道象牙形旋转状的弧形冠饰,好似太阳闪烁的光芒,与太阳神鸟金箔饰内层的旋涡图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着类似的象征意义。不同之处正好说明了这个弧形冠饰表示的是一年有13个月,即这一年是闰年,即加了闰月。因此,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考古材料,均可以作为崇拜太阳的古蜀人使用了比较完备的阴阳历的佐证。
不论是太阳神鸟金饰上的12道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纹,还是青铜立人像的冠帽上的13道象牙形旋转状的弧形冠饰,这里的12和13两个数字之所以说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是因为还可以由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得到证明。12和13两个数字都仅仅只是在金沙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出现,而在比之更早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就几乎没有出现,就说明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与太阳有关的考古材料中,是极少有表示10以上概念的图案的。比如: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圆形铜挂饰,它的弧形旋转芒纹是最多的,也才九个;而同样是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圆轮形器(有说是“青铜太阳形器”、“车形器”或“轮形器”),它的芒纹只是五个;至于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太阳形图案,它们的芒纹是六个或者七个。绝对没有超过十个的。只有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太阳形图案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它上面的太阳形图案,每面有3个,4面一共有12个。并且都是既不似象牙,也不象月牙。说明它们都比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早得多,所以还不够成熟,还没有那种特定的含义,它们只是单纯地表示太阳的形象,表示太阳崇拜。因此,可以说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至少在早期还没有把宗教崇拜(尤其是太阳崇拜)和历法联系在一起。只是在晚期才开始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虽然很多考古文化出土器物中都有太阳形图案。但是刚好是12个的,却不多。只有甘肃东乡出土的一件双肩耳罐上共画了12个太阳。郑州大河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彩陶罐上也画着12个太阳。这些都不仅是与太阳崇拜有关,也应该与历法有关。但是,象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这种每面3个,4面一共12个太阳形图案,却极少。它似乎表示的就是一种分一年为4个季节、12个月的阴阳历。这也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它至少已经是属于晚商时期的文化遗存,甚至有可能更迟至西周初。
晚商和西周时期的古蜀历法有这么发达,也不是没有可能。吕子方先生就认为蜀中的天文历算特别发达,有其独特的系统,产生过深远影响。有“天数在蜀”之谓。古蜀人使用的历法的发展,除了古蜀人自己不断总结自然规律,不断进步以外,也借鉴了中原地区以及其它地区的历法知识。
中原地区的历法,商代时使用的是一种阴阳合历,出现闰月,有平闰年之分,平年一年里有朔望月12个,闰年有13个月。月有大小月之别,用干支排列记日,从甲子到癸亥,配成60天,周而复始。这在殷商卜辞中有不少证明。但是在殷商的甲骨文和金文上只有“春”和“秋”。说明当时人们还没有四时的概念。西周时期与殷商时期的历法类似,但是,已经有了“二至”、“二分”和“四时”的概念。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二十四节气”系统和“二十八星宿”天文系统。已经掌握了“金、木、水、火、土”五星的测定。周代天文知识的进步,也充实并完善了周代的历法。
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考古材料都证明,古蜀人与其它地区(尤其中原地区)的交流,自古就有,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三星堆文化中许多考古材料具有其它文化特征,就充分说明了三星堆文化与其它文化一直在进行着交流、交融和碰撞。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算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的海贝等考古材料了。它们是古蜀人与其它地区交流的最直接证据。至于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文献资料也不在少数,甲骨文中就有“至蜀”、“伐蜀”等文字。《尚书·牧誓》也明确记载了“蜀”跟随武王“伐纣灭商”的事件等等。
总之,无论是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个太阳神鸟金饰自身的形象生动直观地表现出来的,还是对比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无论是结合文献资料,还是参考中原地区历法的影响,都可以证明,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个“太阳神鸟”(即“四鸟绕日金饰”)所代表的古蜀人所使用的历法,与同一时期的中原地区的历法相类似,都是相当完备的阴阳历,一年有12或13个月,会置闰月,有四时的概念。说明蜀中的历法确实先进。  

四。太阳神鸟制作工艺新解
     
     太阳神鸟金箔并非人们之前认为的有制作模具，精确测量证明工匠在制作时并没有使用固定的模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室主任王仁湘日前在成都表示。
     王仁湘是在成都参加“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论坛”时提出上述观点的。该论坛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主办，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四川大学考古系等专家参加了论坛。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太阳神鸟金箔，是古蜀人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也是古蜀文化精髓的体现，目前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此前专家们认为，从太阳神鸟金箔中央的漩涡形芒尖的大小及弧度、周围４只飞鸟的形态判断，古蜀人在切割时应有相应纹饰的模具。
    王仁湘经过精确的测量，发现太阳神鸟金箔的外圆并不十分规整。他认为，可能原来取料为正圆，镂空后略有变形，但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了变形。外圆周长３９．２７厘米，选择这个尺度可能是因为这是普通男子拇指、食指围起来的大约围度。
    精确测量表明，４只鸟在圆环上的分布并非是均衡对称的，而且４只鸟的形态与尺度都不相同，这表明古蜀匠人在镂空时并非采用了同一个模型作为比照。王仁湘认为，４只鸟身长相等，表明在成形过程中可能有过量度，但细部互不相同，如颈与腿均不等长，说明并非有一个统一的模本，而这更表现出古蜀匠人的高超技艺。
    此外，太阳神鸟金箔图案内圈１２个芒尖图案的切割并没有严格的设计，芒尖图案的长短、宽窄和间距各不相同。王仁湘说他推测是随手切割而成。虽然没有严格的设计，制作者却熟练地做出了预想的图案，在不严格中恰恰表现了制作者高超的技艺。
    王仁湘说金沙太阳神鸟金箔由图案构思上看，是要表现一种旋转的状态，金箔外圈４只鸟的左旋与内圈１２个芒尖的右旋，形成一种动态的对比，从设计上说是非常成功的。天体的共同特征是旋转，而太阳神鸟金箔的构图，特别体现了旋转的律动，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创意，这个创意来自古蜀人的天文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