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锦图案风格浅析

 　　蜀锦是我国染织传统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蜀锦图案在我国工艺美术图案中，占有十分瑰丽的篇章，对我国后世锦缎染织图案的发展，具有承先启后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蜀锦图案的取材十分广泛、丰富，诸如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吉祥铭文、山水人物、花鸟禽兽等，千百年来不断发展、提炼，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艺术水平，其中寓合纹、龙风纹、团花纹、花鸟纹、卷草纹、几何纹、对禽对兽纹以及方方、晕裥、彩条锦群等传统纹样至今仍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蜀锦图案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

　　蜀锦图案一个贯穿始终的特征，就是广泛而巧妙地应用寓合纹样。蜀锦艺人善于巧妙选用动物、植物、器物、字纹、几何纹、自然景物以及各种祥禽瑞兽作题材，用其形，择其义，取其音组合成含有一定寓意或象征意义的纹样图案，这就是寓合纹。

　　寓合纹样(又称吉祥图案)，常常含有吉祥、如意、顺利、喜庆、颂祝、长寿、多福、富贵、昌盛等美好吉利的寓意。寓合吉祥纹在我国民间艺术中应用越来越广泛，不仅成为我国民族锦缎图案的一个重要特征，亦是我国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的宝贵文化遗产。

　　先秦时期的织锦丝绸图案主要以简单的几何纹为主体，战国时已出现了在几何骨架中相向对称排列的人物动物图案。秦汉时期的织锦图案突破了我国自西周以来装饰图案的单调格式，把简单的、静态的菱形几何纹、回纹、云雷纹和云气纹发展为在云气之间自由奔驰的各种祥禽瑞兽等动物图案，统称为云气动物纹，其线条比较粗犷、生动、简练，造型奔放活泼，取材主要是当时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接触到的云彩鸟兽、狩猎骑射等内容，在锦纹图案中还常常配以各种吉祥的铭文，如“富且昌”、“大宜子孙”、“万年益寿”、“长生无极”、“长乐明光”、“登高明望四海”等，这些铭文与当时的社会风俗和宫廷活动都有密切的关系。如“万年益寿”、“长生无极”等是当时的生活用语，“登高明望四海”，可能是颂祝汉武帝刘彻登泰山封禅的活动。登高明星四海锦，在锦面上呈现风云流动，祥兽奔腾的生动气象，云纹、祥兽彼此穿插自如，加上汉隶作铭文点缀其中，构成一幅完整的艺术画面。考古工作者在我国新疆和北方丝绸之路沿线先后出土了为数不少的汉代云气动物纹锦，它们都是利用彩条经线的颜色来显现花纹的“彩条经锦”，被称为“汉式锦”，体现了早期古代蜀锦的基本组织和工艺特征。云气纹在汉代流行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和上层阶级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汉代成都青城山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道家崇尚自然，信仰阴阳乾坤、五行八卦，追求不老，修炼长生。云气即仙气，云气清风仙人出入之所，神秘莫测，变幻无常。祥云与瑞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题材，这种与汉字铭文组合成的吉祥云气动物图案，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很高的艺术水平，流传很广。

　　在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蜀锦生产有很大发展。东汉以来丝织物加金技术，首先用于蜀锦，但其基本图案和织造方法仍然是汉代的延续。南北朝时代，—些动物图案以安祥的静态为主，如方格兽纹锦。在方形彩色格子中，排列着卧狮、奶牛、大象等静态的动物，采用两组彩条经线来衬托主体图案，形成一种新颖的风格。这段时期还出现厂带波状主轴的植物纹样，以及缠枝连理、对称纹样等。成对称排列的动植物图案装饰在—定的几何骨架之中，如新疆阿斯塔拉墓出土的北朝时期的树纹锦，树的形象采用左右规则而对称的排列，各组树纹上下之间缀以菱形点，显现出色彩明暗的层次变化，规则而不呆板，树纹采用红色的彩条经线显现，有明亮突出的色彩效果，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彩条经锦。

　　隋唐时期，社会政治逐渐趋向统一和稳定，蜀锦纹样大大发展和丰富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萌芽的卷单和对称图案。在公元7世纪左右，随着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来，通过“丝绸之路”带来的东西方文化和贸易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蜀锦大量远销南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许多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这时期的蜀锦，大量出现了波斯萨珊王朝最流行的图案纹样——珠圈纹和球路纹样。从我国在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文物所发现的大量蜀锦证明，这些由内地织造，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联珠对禽对兽的织锦图案比同时期其他纹样的总数还要多，是见其外销之盛。如唐代的联珠对鸡纹锦，由米黄和红色的两种彩色条子铺地，在红色的彩条上排列着相互靠拢的圆圈。圆圈周围的环内布满白色的小圆珠——即昕渭珠圈，圆圈当中配置对立的小鸡，其形态活泼，栩栩如生。在新疆博物馆还珍藏了一幅解放后出土的唐代经锦。地为红色，图案是圆形的二龙戏珠的珠圈纹样，上面织有“双流县织造”的字样，还有为数不少与此图案相同的黄色联珠龙纹绮。当时盛行的“球路锦”等名目的产品直到宋、明以后在四川和我国江南地区还有所生产。四川省博物馆收藏有一块明代生产的“双狮雪花球路锦”文物，锦面由大小圆镜花纹联成图案，大小圆圈内均有雪花代替圆珠组成球路，小圆中缀以凤纹，大圆中配置栩栩如生的双狮戏球的纹样，色调古朴、典雅。川大博物馆收藏的一块风穿牡丹二龙戏珠球路锦也属这一类风格的锦纹。

　　唐代是我国经济文化十分繁荣的封建社会，宫廷和上层阶级日趋奢侈享乐，爱华美的风气反映到蜀锦图案中来，便出现了许多造型完美、章彩奇丽的锦样。唐太宗时，益州的大行台窦师伧(封陵阳公)创制的锦绫新花样最为著名。有对雉、斗羊、翔风，盘龙、游麟、狮子、天马、对禽对兽，如花树对羊、对鹿等瑞锦宫绫，被称为陵阳公样，对唐和唐以后的织锦图案影响十分深远。

　　唐代蜀锦改变了自汉以来云气兽纹所占的主导地位，而代之以更敦厚饱满，自由活泼，色彩富丽的折枝写生花鸟图案和团巢、卷草纹样(又称为唐花或唐草)。这时期花鸟题材大量增加，植物花卉如忍冬(俗名金银花)、葡萄、牡丹、芙蓉、海棠、莲花等；鸟禽方面则出现了鸳鸯、鹭鸶、练雀、白头翁之类，因此，花鸟纹样成了装饰图案的主要内容，瑞鸟衔花的织锦图案也是官服中常见的题材。根据官职的大小分了很多等级，在配色上也有严格的区别，体现了封建社会中严格的的章服制度和等级制度。在中唐时期纬锦织物的出现使纹样在经线方向的循环得以扩大，锦面的图案装饰和色彩应用更为灵活自如，加上晕裥彩条技术的提高和织物加金织造技术更广泛的应用，促使唐代的蜀锦生产技术进入了一个全盛的历史时期。

　　1968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拉381号古墓中出土了一批唐代8世纪(公元778年)的丝织品，其中有一双用蜀锦制做的“云头宝相花纹锦鞋”，装饰鞋面的是“花鸟纹锦”，衬里用了一块“晕裥花鸟纹锦”。这块晕裥锦是我国丝绸染织工艺史上极为罕见的多彩晕裥经锦，两重经丝均为复杂的彩条，仅表经的排列就是由37个彩色的经线条子组成的一个彩色循环单位，颜色有茶棕、宝蓝、浅绿、浅黄、桔红、上黄、朱红、红、湘绿、月白、牙黄、浅妃、妃色等13个以上，达到了“彩虹万道，彩云千朵，五花十色，绚丽缤纷”的壮观景象，充分体现了唐代蜀锦在图案设计、配色、排花牵经、织造提花等方面的高超技艺。

　　同墓中出土的“唐花鸟纹锦”，则是一块斜纹纬锦，与晕裥经锦是同出一个时代和产地的蜀锦。这块花鸟斜纹纬锦的二重经丝，也是由复杂的彩条组成，但突破了秦汉至唐初以来传统的经锦织造方法，采用三枚斜纹作地，纬线起花。这种“彩条起彩，纬线显花”的工艺方法体现了蜀锦在8世纪后期我国由经锦转向纬锦的过渡交替阶段的产品特征。在图案与章法上采用放射对称的格式，把各种花叶组合成一簇簇团花，这种复合的团巢式的纹样在唐代的装饰图案中比较流行。这块锦面上以牡丹团花为中心，四周围护着4组对称的写生花簇，4对嘴衔花枝的凤鸟围着中心团花展翅飞翔，4对蜂蝶穿插在花丛中飞舞，呈现出一派争春的景象。在纹样排列上由近及远，闹中取静，这种以散装花鸟围护中心团花，既匀称又对比的布局也是唐代装饰艺术的特点之一。

　　“天蓝地牡丹锦”是唐代中期比较盛行的一种团巢纹样，是一幅用作琵琶的锦囊，锦面纹样由l组变形牡丹团花紧紧围护着中心的大团花牡丹，外围是花枝摇曳的串枝花卉。整个构图饱满、丰腴，气势雄浑，色彩华丽，织纹细密，形态生动，具有精巧华美的特殊风格，代表了盛唐时期蜀锦装沛艺术雍容华贵的气质和织造技术的高水平。

　　在唐代，莲花和宝相花开始大量出现在蜀锦装饰纹样中。莲花原是佛教崇拜的圣花，取其“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之意，象征最高尚的纯洁。可见，宗教文化意识对蜀锦纹样的渗透和深刻影响。莲花发展演变，并吸取牡丹、菊花等花卉华美的特征，形成了一种“宝相花”的图案模式，富贵吉祥，广为流传。在一些锦样中，莲花、莲叶、藕莲节、莲子莲蓬等出现在图案造形之中，“莲子莲花”就是一种吉祥如意和多子多福的象征。此外，缠枝花卉、串枝花卉等花叶藤蔓组成的纹样也很流行，妇女衣裙多川小缠枝和写生花鸟蜂蝶等，华丽而妩媚。到宋代则扩大了使用范围，特别是幛子围屏等多采用大朵缠枝花卉。缠枝牡丹、串枝莲、缠枝菊花等，缠枝花卉图案以其枝叶舒卷自如，花枝摇曳，线条流畅，形态自然，包含着无限生机，充满着活泼与明快的热情，为世人所喜爱。

　　宋代的蜀锦以纹样秀美雅致著称，一方面继承了唐代写生花鸟图案的艺术手法，另一方面发展了在几何骨架上满布规矩花纹的清秀典雅的装饰图案风格，成为一类色彩更为复杂的工艺晶，较有代表性的有“铺地锦”、“八答晕锦”、“灯笼锦”、“樗蒲锦”、“落花流水锦”等。在锦面上满市纤巧秀丽的锦纹，叫“满花锦”，若再缀以大朵的装饰花纹，叫做“铺地锦”或“锦上添花锦”。“铺地锦”，在规则的地纹上饰以五彩斑斓的宝相花，地纹衬托主花显得更加富丽和光彩照人。为了适应书画和装帧等文化艺术装饰的需要，宋代蜀锦产品中发展了一类以满地小花纹作地，或以几何骨架作地再添花的产品，在图案上比较严谨、淡雅。这类装饰性较强的锦纹不如唐锦唐花那样丰腴、艳丽，而显得规整、古朴，是宋以来比较流行的新颖图案。宋史上说，四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

　　“八答晕锦”又名“天花锦”或“宝照锦”，在元代又叫做“八搭韵”锦。在宋、元时代的蜀锦名目中，有大小宝照锦、八答晕或六答晕之分。这类图案在我国宫殿和寺庙建筑的彩绘装饰中有十分广泛的应用。自唐以来的敦煌藻井图案中可以看到不少类似的风格，它是民族的装饰图案在锦缎上的艺术体现，它是在圆形、菱形、方形或多边形(多为6边或8边形)等各类几何骨架上搭配起来的一种组合纹样，团巢中配置如意、莲花等；在骨架地上布以万字、回纹、连线、龟背、鱼肠、锁纹、盘绦等图案。八答晕锦规则严谨、繁而不乱，色调丹碧玄黄，五光十色，呈现出庄严雄浑的气派，达到了锦类布色极高的艺术效果。我们从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收藏的不少八答晕锦文物，可以看到这类锦纹的风格和布局。省博有一块红地八答晕锦，其地组织为三枚经面斜纹，彩色纬线显花，图案由深红、蓝、浅蓝、绿、金黄、深绿、赭石、浅红、黑、白等色组成，锦面由大小8瓣形图案和垂直交叉的直条构成，中心饰以连环的如意纹样和莲子莲花，在8瓣形图案和直条之间的空隙中，满布青铜器上常见的“矩纹”。整个图案层次清楚，配色庄严，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我省文博单位收藏的八答晕锦较多，除宋、明两代之外，绝大多数是清代的产品，图案比较丰富。

　　“灯笼锦”创始于北宋，又名“庆丰年”或“天下乐’，是宋代蜀守文彦博(后任宰相，封潞国公)，在成都织造金线莲花中置灯笼图案加金锦首创的。发展到明清时已不下百十种图样。翔鹤灯笼锦(图8)是在四方连续方形和圆形骨架中配置灯笼，在灯旁悬结谷穗作流苏，灯旁有蜜蜂飞动，四周有云鹤飞翔，隐喻“五谷丰登”，用了蜂与灯的谐音，含有结彩灯以庆丰年的寓意。这种深受群众欢迎的以灯笼为题材的图案，宋以后一直被沿袭使用，长盛不衰，图案不断翻新，流传很广。如灯笼上画着寿星老人的称为“同登寿域”；画中配置五个童子的灯笼称为“五子登科”；灯壁垂挂吊珠，喻为“珠联璧合”；灯旁悬吊玉鱼的称为“吉庆有余(鱼)”；这些寓合纹样，生动反映了人们喜庆丰收，追求吉祥、幸福与美好生活的善良愿望。从宋代到近代，这类图案还发展到桌围椅靠上，西南民间刺绣的围腰、头巾、枕套也用它作题材。

　　宋锦中有一种奇特的樗蒲锦，在宋明时期颇为流行，以四川遂州所产最为著名，是上等的贡品。其纹样非花非兽，扁圆形而两头尖，像梭子似的佛背光的样子。“樗蒲”传说是道教祖师老子所创，又称“五木”，可以旋转，是一种占卜、的道具。用它作为蜀锦图案题材，可能是取其宗教意念避邪与求吉祥之意。

　　宋代蜀锦中还有一种很著名的紫曲水图案，又名“落花流水”，是蜀锦艺人根据唐诗中“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桃花流水鳜鱼肥”以及宋人诗词“花落水流红”等优美的诗句和意境，经过艺术的夸张和提炼而独创的一种锦缎图案。它以梅花、桃花等单朵花飘落在各种水势的流水波纹上，构成一种别具风韵的艺术意境。这种紫曲水图案在宋及宋代以后的织锦、装璜画册和镜纹等装饰艺术小得到十分广泛的应用，到元明时代已流行全国，花样达百种以上，意境很优美，想象力十分丰富，有超脱尘世的，有咏叹爱情的，有歌颂景物的，有颂祝顺利如意的等等，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1979年成都明墓出土了一块“紫红地落花流水锦”，四川地区气候潮湿，没有出土过完好的，这是成都地区第1次发掘的蜀锦文物，十分珍贵。锦面构图优美，线条流畅，堪称这类锦纹的代表佳作。在锦面闪烁的水波上，点缀着一朵朵散落飘动的桃花，正是：“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情似有情”。“波随风动，花逐水流”，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生动地体现了“深渊绿水涨，无风波自动，落花点水面，夜月照流萤”的诗情画意，令人浮想联翩，韵味无穷。这块蜀锦图案完整，织纹清晰，其地色为紫红，织物组织结构为五枚经面缎纹作地组织，花纹部分为五枚斜纹。织物外幅为65．5cm，内幅63cm．全幅并列6个循环单位的花纹图案。结构紧凑，织纹细密，工艺简练，艺术水平很高。从纹样分析来看，水是源远流长的．绵延起伏的水波包含着连续不断、事业顺利、喜庆通达、事事如意的寓意，这是蜀锦艺人惯用的寓合纹样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既含蓄又富有诗意，体现了蜀锦图案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在宋代为了扩大蜀锦生产，宋朝政府在成都设“成都锦院”，以后又增设“茶马司锦院”。除进贡皇室和官府使用，还大量生产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喜爱的各种蜀锦，用以交换战马，适应当时边疆战事的需要。宋代成都锦院的规模很大，在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成都锦院拥有117间房子，分纺绎、染色、挽综、机织等工序，工人近600人。生产的锦样有八答晕、六答晕、天下乐、倒仙、球路、狮子、云雁、宜男百子、真红聚八仙锦、大缠枝真红被面锦等，品种和名目之多，足见其生产之盛。

　　历代蜀锦有不少名作传世，品种花色千变万化，极为丰富。到了元代费著撰写的《蜀锦谱》，记载了宋代成都锦院和茶马司锦院生产和留传下来的蜀锦纹样和品种达50多种，多为当时以及后世广为流传的部分蜀锦代表产品。直到元代仍为人们所喜闻乐见。《蜀锦谱》所记述的品种花色与图案特征，在新疆丝绸之路出土的许多蜀锦文物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元代蜀锦的产品基本上承袭了宋代锦的纹样风格，在缠枝花卉的应用上，金时女真人官服制度上就有明确规定，用缠枝花朵大小定品级尊卑，三品以上的官员许用大缠枝，其余用小缠枝，花朵变化很多，色调丰富。蒙古贵族爱好织金锦作装饰，元代生产一种叫“纳石矢”的金锦十分著名，贵族的官服和衣领边沿装饰使用较为普遍。元代统治阶级为了限制民众的反抗，普遍实行“火禁”，晚上不许老百姓点灯，使成都民间的丝织生产受到很大的限制。朝廷在成都设有绫锦局，但规模和产品远不及以往的时代。

　　到了明代，蜀锦在技法上继承了唐宋以来盛行全国的卷草、串枝、散花、折枝花卉等纹样章法，创造了许多新的样式。如落花流水锦就有许多种不同纹样的产品。樗蒲锦，灯笼锦、宝照锦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遗存均较丰富。珍藏在四川省博物馆的一幅明代生产的卷草蝴蝶纹锦，它以枝叶缠卷的艺术形式，用流畅自如的线条组成一个个相互串接的蝴蝶纹样，层次丰富、色调明朗、形态活泼、新颖，是一幅构思十分精巧的佳作。

　　清代的蜀锦图案多以写生花鸟和团花为主，同时继承发展了宋明时代的传统纹样，如八答晕、铺地锦，遍地方胜、八仙八宝八吉祥以及龙凤、麒麟、如意、博古等。到清末，成都机坊约有2000处，织机数万架，机工4万多人，成都东南隅和华阳都是民间兴旺的织锦中心。仅双流县华阳镇就有织机3000台，几乎是“家家有织机，户户出丝绸’，蜀锦生产又发展到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在辛亥革命前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五十年间蜀锦艺苑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代表品种，形成了当代蜀锦的骨干。如巴缎，贡缎，民族缎、通海缎、珍珠缎、芙蓉缎、浣花锦，团花锦以及雨丝、月华、方方锦、百子图、百鸟朝凤，八宝云龙被面等著名传统产品，这些产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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