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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以后，他们和腐朽透顶的清朝统治者紧密勾结，在四川把重庆和万县开辟为通商口岸，拼命吸吮人民的血汗，残酷掠夺蜀锦产品，多方压制和破坏蜀锦生产。据《四川省劝业道第三次统计报告》：一九○八年，金堂、德阳、乐山、眉山、阆中、巴州、三台、乐至、开县等九地，每年销售洋缎(包括少量洋布在内)，价值白银十一万两以上。这仅仅是几个县的数目，全省不下百万两。一九三五年，帝国主义在四川销售的各类丝织品重五万六千余公斤，价值三十二万七千余元。各类纺织品的输入，使中国落后的纺织业抵挡不住，丝织品更是深受其害。“九一八”事件前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都丝织业和学生、爱国同胞一道，开展了抵制仇(日)货运动。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的纵容下，日本绸缎“走私”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四川的奸商采用更换商标的手法，继续出售“东洋缎”(人造丝制品)。四十年代以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狼狈为奸，放手让美帝掠夺川丝，美帝纺织品充斥市场，摧残民族工业包括蜀锦工业，炮制了“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把中国变为地地道道的美国的附庸。这个合作团的美方成员胡柏(C、J、Huben)，率领一组中美“专家”到四川“考察”了蚕丝，又和四川官僚资本拉上了洋行与大买办的关系，从此以后，丰富的四川蚕丝被大量掠夺，广阔的丝织品销售市场也被帝国主义完全垄断了。
为资本家、大老板控制的封建行会，是统治阶级的反动政府掠夺扼杀蜀锦的得力助手。清代末年，成都蜀锦业的“三皇会”，利用和政府勾结所取得的权力，推行封建行规，维护封建剥削。它们规定：“无机不放料”，“四机—徒，两徒为限”，即不准把原料放给无织机的工匠或织户加工锦缎，机房要有四台织机才准。招收一名学徒工，八台招两名，织机再多也不得超过两名。这些行规，既限制了工人就业，又束缚了机房的扩大再生产。还有一条阻止分工的行规，叫做“机不离扒”。“扒”是牵引经线的工具“扒杆”，机不离扒，就是织机与扒杆配套，牵经只准在机房进行。不准在外雇人加工，不准牵经工序从织造中分离出来。凡是违反这些行规的，都要受到很．重的科罚。辛亥革命以后，这些封建行规在广大工人的斗争下逐步消失，但封建行会“三皇会”仍然压在工人的头上。继续起着破坏蜀锦生产发展的反动作用。
税捐翻新，关卡林立，是三大敌人摧残蜀锦的又一个毒辣手段。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军阀在四川割据了一、二十年，大大小小的军阀战争三百多次，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田粮有预征二、三十年以上的。一个军阀，一个防区，一套关卡。成都织造的锦缎，除了交纳名目繁多的工商税外，由成都运往重庆销售，沿途就有成都东关飞简阳、乐至、安岳、唐坝、青木关六个公开关卡，还有各地驻军私设的卡站，都大肆搜括税捐和“护商费”。绸缎商人唯利是图，他们把这些沉重的捐税负担，转嫁给蜀锦的织户和消费者，压价收购丝织品，提高销售价格。锦缎业资本家和机房老板又把这些负担转嫁给工人，加紧对工人的剥削。由于四川绸缎的品质低于苏杭，更不能与外国丝织品竞争，商人不断提高售价的结果，造成成都绸缎滞销，商业资本家先后转向其他赚钱更多的行业，蜀锦生产受到打击，广大锦工得到的只有失业和饥饿。
国民党反动派对蜀锦的摧残是无孔不入的。就连为机房加工纬丝，谋取一点微薄加工费的农村副业，也难逃统治阶级的魔掌。成都锦缎机房需用的纬丝，一向是靠近郊石羊场、簇桥一带农民加工。农民在簇桥丝市购买零星生丝，加工整理成纬丝后，带进城内市场上出售。经过武侯祠关卡，就要被留难敲诈。在国民党成都市政府档案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七日，加工纬丝农民李德明等四人，携带了十九提纬丝进城出售，经过武侯祠时，被海关缉私队哨长扣留。这个哨长赤裸裸地说：“只要你们每月津贴我的队兵若干，包你们的货物来去不再有挡扣的事情"；还说：“有个姓白的与我说过，送我五万，我还未答应呢!”农民们指出，姓白的是个丝商，我们是贫苦农民，那里办得到。哨长不见钱就是不放，拖到下午，不得不答应从下月起，每月“孝敬”哨长二万元，才得脱手。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垄断资本，是十足的大买办资本。他们在设立四川丝业公司垄断全省改良丝之后，一九三九年，又设立土茧土丝管理委员会，规定土茧土丝的价格由贸易委员会决定，输出与内销也由贸易委员会控制，严禁民间买卖土茧土丝，即使蚕农自缫的丝准备自己织造的，也要向这个管理委员会登记。
锦缎机房用丝，几乎全是土丝，历来都是自由采购，一经四大家族插手，虽然在输出之余，还可以得到少量的残羹剩汤，但官价倍增，成本升高。他们还规定机房主购买土丝要预计用丝量，预缴保证金。锦缎业大部分是资金短少的作坊，一般只有一匹缎子或一匹绸子的资本，向来是边买原料、边织造、边出售，收回现金，又再购买原料；有的还向丝商赊购，或在绸缎商帮交付购货订金后才能购买原料。产量不稳声，既不可能预计用丝量，也无钱预缴保证金。另外，土丝品质相差八、九个等级，有的机房乐于用好丝织好缎，有的机房乐于用中、下等丝织造廉价货，官家分配，谁知配什么?原料是机房的生命，这些规定只能是对丝织业的扼杀!一九三九年，全省丝织业，土茧土丝商贩，以及大车丝作坊，对这些反动的管理办法展开了广泛的抗议斗争，迫使国民党政府撤销了土茧土丝管理办法，暂时维持了一线生命。但是，到了一九四三年，四大家族的行政院又再一次伸出了罪恶的黑手，强制实行了《全国生丝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夺取了全国生丝(实际就是川丝)的垄断权，控制了蜀锦原料，扼杀了生产。
榨取蜀锦工人血汗的，还有形形色色的中间剥削者。一种是放料户，是把原料发放给生产者加工织造，按匹付给加工费。也有发现款由生产者购买原料的，叫“换货”。经营放料的，有的是机房老板，有的是绸缎商飞财主或经纪人。清末的冯玉龙、韩亿盛机房，一九二一年前后的大机房周祥瑞、周协盛和金盛隆绸缎店的老板杨金盛等，都是放料户，他们的本机和料机各有几十台。有的没有一台本机，却放了三、四十张机的料。放料户发的加工费总是低于市价，即是说，他们是靠压低收购价格来牟取暴利的。三十年代长机帮同业公会会长焦树云，人称“焦扫把”，只有几台本机，而料机却是几十台。焦树云是经丝市场的大买主，只要他一上市，总是把经丝一扫而空，小机房和织户休想进货。“日月新”机房主和“焦扫把”是一路货，他赚的银子买了几十亩好田，“焦扫把”也成了出名的大财神。接收放料的对象叫代料户，有的有织机，无机的手工业者和失业工人只能佃机代料或进门代料，关在老板的机房内加工，叫做代关门料。他们的加工费，扣除织机租佃费、灯油费、改纬线的钱以后，往往连饭也吃不上。第二是宰房，即囤户，主要是商业资本家。他们是锦缎业的暴发户，淡月进货，旺月抛出，不到半年就本钱翻番。宰房老板做生意的地方叫“底堂”，“人到杀场，货到底堂”，就是手工业户对“宰房”的控诉。第三是包买主。主要是绸缎商帮，分成都，重庆，乐山，南充四大帮。他们有的向有名的机房订货，有的向资金短少的机房与织户购买预货(类似农村的买青)，也有在市场购买的。这些商帮，买贱卖贵，从中赚钱，有利则来，无利则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畅销年代，这四个帮发展到约两百家，每家一年至少赚几万元。
蜀锦工业的日益破产，锦工所受到的形形色色的剥削、迫害和掠夺，归根结底，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迫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