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保护？

 　　“我们正在丢掉的是那些有祖母爱意的东西。照此下去，我们将面对一个完全没有真正中国人味道的世界。”田青比喻说，非物质文化就像一张薄纸，社会的发展就像一列高速飞驰的列车，这张薄纸飘在窗外，只要一把抓不住，它就会“唰”地一声飞得无影无踪，再也无处可寻。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上的泉州提线木偶表演。

　　2月12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此次活动共展出了包括昆曲、古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蒙古族长调民歌、少林功夫、侗族大歌等200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精巧的民间工艺品、五颜六色的民族服饰、民间手艺人的精湛技艺，以及滑稽的泉州提线木偶表演、普米族嘹亮的歌喉和欢快的舞蹈，都让参观者顾盼流连。不过也有很多观众表示：“有些东西是小时候常见的，没想到十几年的功夫，就已经到进博物馆才能看见的地步了。”

　　“文化的趋同性不仅在中国存在，西方社会也反思过这样的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主任田青说，“正是欧洲的一批人文知识分子最先呼吁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于2004年加入。“我们今天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产生和流传于原始狩猎文明和农耕文明条件下的一种文化，是表现在文化多样性中人的创造力”，田青强调，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随着城镇化，人口流动，广播电视带来的信息化、现代化的加剧，使负载着民间口头文学、民间艺术和手工技艺的传承使命的艺人日益减少，民族的“文化记忆”出现了巨大的断层。

　　“我觉得我们正在丢掉的是那些有祖母爱意的东西。照此下去，我们将面对一个完全没有真正中国人味道的世界。”田青比喻说，非物质文化就像一张薄纸，社会的发展就像一列高速飞驰的列车，这张薄纸飘在窗外，只要一把抓不住，它就会“唰”地一声飞得无影无踪，再也无处可寻。

　　保卫“梁祝”

　　2006年初，文化部公布了“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名单”，梁祝传说的入选格外引人注目。相比其他在生死边缘挣扎趋于无声的民间文化，梁祝传说在今天依旧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并衍生了多元化的艺术表现形式。近50年来，已相继有川剧《柳荫记》、越剧《梁祝》、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上演。难道它也需要保护？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中国民俗协会副理事长陈勤建解释说：“梁祝传说已经流传了1600多年，是无数人的集体创作与共同记忆，而现在的文学作品、艺术表现只能说是编撰者有意图的加工品。”

　　“传说也许仅仅从一个简单的传闻开始，然后像龙卷风那样向四周辐射，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种种想象被组合拼接，达到合理却又不失神奇的效果。”陈勤建说，比如传说中的化蝶情节和意象始见于宋代，是灵魂观念的体现；相送情节始见于晚清记录的民歌中。同时传说也是“我行我素”，“各说各理”的，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

　　“而现在的梁祝传说已经逐步走向单一化模式化，”陈勤建说。新中国成立后，梁祝爱情悲剧的震撼力被从现实生活的领域转移到艺术审美的层面上。为迎合主流审美情趣，创造了避婚求学、草桥结拜、十八相送、劝婚骂媒、楼台相会、逼嫁、祭坟化蝶等情节模式。“戏曲、电影、音乐等给民间传说延长了生命，但是它们却使梁祝传说失去了活力，原来在农民中流传的多种多样的传说，多多少少、有意无意地向戏曲和电影靠拢”。另一方面，现代的传播方式使民间的梁祝传说失去了传播和传承的市场和渠道，在民众记忆中逐步被淡化。陈勤建不无遗憾地说：“口口相传一直是梁祝千百年来的传承方式，80年代初，宁波等地还有一些能口诵传说的人，而现在这些老人已经不能再完整讲述了，而且他们已经深受当代电影、戏曲的影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要保护它的原汁原味。

　　“申遗”还是“申益”？

　　春节期间，由嵩山少林寺主办的《少林雄风》大型功夫舞台剧在北京朝阳文化馆上演，舞美化的少林武术令观众大饱眼福。据了解该表演团已经拜访了60多个国家，40万人观看过他们的表演。时隔不久，少林功夫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当记者把电话打到少林寺，提出采访的意图时，接电话的一位武僧团师傅说：“法师非常忙，如果你运气好他也许会接电话。”

　　近几年来，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一直处在舆论的峰顶浪尖，在人们心中他既是出家人又是商人，他的一系列举措一边让少林寺名扬海内外，一边又让人们诟病为追名逐利、与佛教精神不符。在记者不厌其烦的电话“骚扰”下，河南口音的释方丈终于回应了。采访的时间很短，因为他很忙。当问到“现在少林寺这么火，会不会跟申遗有关？表演这么多，这会不会耽误僧人修行，少林功夫的精神会不会丢”等问题时，释方丈说：“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少林功夫，而目前真正的少林功夫正在被曲解，我就是要通过表演来弘扬少林文化。”

　　地方“申遗”行为日益高涨，“申遗”这个词已经兼具了保护与赚钱的双重含义。多年奔走在保护和扶持东巴文化第一线的云南社科院副院长杨福泉说，自从丽江古镇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东巴纸、东巴文字和纳西古乐立刻红火起来。“应市而来的还有各种名目的教授东巴文化、纳西古乐等的培训班。这些培训班表面上看似乎反映了民间文化的繁荣，实际上它们所传授的民间文化知识都很肤浅，不少学员来上课看中的是马上能在市场上变现的皮毛手艺。真正潜心学习传承东巴文化的却是凤毛麟角，这是一种悲哀。”文化的传承是一种精神传递，不会朝夕便得。“商业利益造就的表面繁荣不能使民族文化真正传承发展，不能使民族文化的创造者成为真正的受益者。”

　　参与梁祝传说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的陈勤建也表示，为了竞争梁祝文化发源地的冠名权，各地大打口水仗，一些省市上报的资料，却恰恰“说明这个地方的单位根本不懂得梁祝文化的精华和糟粕是什么。我认为，国内很多地方所谓的保护都是烟雾弹，实际上为的还是钱”。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康保成教授也谈到，在地方调研的时候看到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在江西的流坑村，当地百姓用来祈祷、祭祀的傩戏被挪上戏台后，“还有省里聘来的报幕员来串场，那感觉真是很奇怪”。而在环县，原本十几个业余皮影戏班子为当地农民喜闻乐见，“后来被该县破格升级为中央剧团，还曾计划修建一个大剧场，并以此向文化部要求拨款”。康保成反问，民间演出形式一旦搬上大舞台，哪里还是民间文化的原汁原味？“当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没有到家的时候，就将其推上市场进行开发，实际上是等于把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撕成碎片，大家各取所需罢了。”

　　香火难续

　　在非物质文化展上，北京展区的哈氏风筝展位特别吸引人，一个一尺大小的沙燕风筝居然标价2000多元，引来众人的惊叹。一些观众围着哈氏风筝的传人哈亦琦当场要求拜师学艺的场景也颇为热闹。

　　哈氏风筝起源于光绪年间，距今约160多年的历史，工艺细腻精致，一度是晚清达官显贵钟爱的玩物。哈氏风筝形成了民间与宫廷相结合的独特风格，是中国风筝工艺的一个重要流派。哈亦琦是哈氏风筝的第四代的惟一传人，现在正面临着确定传人的问题。他说，建国后，他们一家很长时间没有制作风筝，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恢复，但13个兄弟姐妹中只有他一人继承了手艺。“现在我有3个徒弟，一个是我带了20多年的外姓徒弟，一个是我的侄子，还有一个是要跟我学画画的在校美术学生。但传人还没有定。”

　　对于许多民间工艺门类而言，传承断档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杨福泉认为，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急剧改变，资源流失严重，“手上的文化”正走上绝境。“至今为止，没有一个专门机构来培养民间文化传人。大学可以培养硕士、博士，民间文化精英谁来培养？他们很多都在民间自生自灭”。2003年丽江“最后的三个东巴大师”全部去世，这让杨福泉深感忧虑：“他们是东巴文化研究所聘请的参与抢救、整理、翻译东巴古籍的近20个老东巴中坚守到最后的三个。这些老人，与一群纳西学者一起，为释读东巴文化经典殚精竭虑，翻译了1000多卷经籍，完成了100卷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这是世界上第一套融象形文原文、国际音标、音译、意译于一体的完整译本。如今，大师何在！”

　　康保成说：“有些地方戏曲也面临着香火难续的问题。”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主持的《全国戏曲剧种剧团现状调查》显示，近20多年有100多个剧种已经消亡，戏剧大省山西的剧种由49个减少到28个，几乎每年有一个剧种消亡。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晓康认为，审美情趣的改变导致演出市场的缩水，演员收入不足，随后就导致了人才流失和断档——要么学戏的人改行，要么戏校根本招不到学生。“有些地方政府已经下达政策从经济等方面扶持民间精英、传承人，”高晓康说，“问题是，静态的、摆在博物馆里的文化保护是没有意义的，动态的、有生存空间的保护才是关键。”

　　培育土壤是关键

　　“没有无缘无故的歌，没有无缘无故的舞”，辽宁大学教授、国际民俗学家协会最高资格会员乌丙安曾经在某次非物质文化保护论坛上举例说，淮河地区的花鼓灯为了申报遗产，请了许多舞蹈家作指导，“淮河两岸的老百姓是最苦的，没事就跳花鼓灯？是撑的，还是饿的？实际上，人们为了避免发大水，只有在祭祀大禹王的时候才跳花鼓灯。”他说，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搞清楚，那么保护的只能是空壳。

　　杨福泉对每年云南大理州剑川县的石宝山歌会印象深刻：“歌会是云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活动之一，很多山歌都是即兴创作发挥而成的。石宝山歌会是大理州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歌者和听者都乐在其中，赢得‘歌王’、‘歌后’称号的人极受尊敬，因为这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民族文化的保护不能孤立于百姓的生活之外，传统文化应该有它存在的理由。民族节日就具有深刻的内涵，既包括歌舞、语言、历史、习俗，又包括信仰、仪式、器具。恢复传统节日的庆典活动，就能引发一系列传统文化的回归。”他还认为，“目前在学术上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下一步需要全力去做的是开发成功的案例”。杨福泉继和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合作，成功实施了“纳西族民间文化传人培养”的项目，又牵头在丽江的乡村小学开始展开“社区乡土传统知识”教育的试点，除开设有关本地环境、历史、文学艺术、语言、人物、传统手工艺、以及资源的合理使用和保护等本土知识的课程外，还让小学生进行有关自己村寨、家族、传统民间艺术等的历史调查。

　　高晓康也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单是概念问题，更是社会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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